托马斯·艾略特在自己的著作《荒原》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流于世间：四月是残忍的季节。当然，这是出于诗人的浪漫情怀，另一个原因，恐怕艾略特并不是中国人，他难以领会其实在中国，至少2011年的四月是个欢呼雀跃的季节：因为这个时侯最适合举办教育庆功大会。对于已经严重缺少优秀诗人的当代土地来说，缺失浪漫情怀也只能剩下歌功颂德觥筹交错的实用主义了。根据固有定律，只有江山不幸时，诗家才有幸。我们早已走进新时代，生活在和谐盛世，简直万幸。
   清华大学折折腾腾走过来，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一百年。按理说，作为中国大陆一所符号化标志化的精英培养基地，清华百年该是举国幸事。但除去主流媒体一向高唱赞歌的褒扬习惯之外，部分掌握手中话语权的人物却给了清华大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表达。
   还在清华园里享受黄金四年的蒋方舟给自己的母校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三年以来由于自身“特立独行”而与周围那些怀揣主流价值观同学格格不入的相处；老清华也是现在《新周刊》的总主笔闫肖峰洋洋洒洒撰下一文，历数着清华已经失去的，并一对一地跟这个社会的稀缺品种挂钩；教育问题研究学者熊丙奇为报纸写下专栏，告诫清华，百年之际反思比庆功更加重要；李承鹏给清华大学堂改了名，直呼“清华大食堂”，并称“用食堂的思路办学，不见学者三千，只见食客如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认为清华不过原地踏步百年而已——建校之初是留美预备学堂，21世纪头个十年过了仍然是广大学子心神所往的“留美预备学堂；《潇湘晨报》前执行总编龚晓跃在个人微博上直抒胸臆，更加直接：
   清华百年校庆，是建政六十周年的一部分延伸，是建党九十周年的一部分暖场，是奥运和世博的一部分缩影，是权力的盛典，是谄媚的狂欢，所以不但是成功的大会，更是成功学的大会。
   清华大学到底惹谁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零碎声音清华大学肯定并不爱听。不爱听姑且不听就罢，依旧热热闹闹隆隆重重办百年校庆：选址人民大会堂，五万学子高高兴兴齐齐回家，国外校长争相被邀现身清华园，中央领导百忙之中必来祝寿，口号还是那么整齐划一宣誓依旧如此信心满满：我们要建世界一流大学！
   排场之大，让我脑中用来表达的词汇只剩下朝贺和国会这样的上流名词了。
   世界一流大学的重担清华担得起担不起不见得立马就会有定论，争论倒是有的。不过，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时，身边肯定有人笑了。
   我毕竟不是清华的人，如果再继续搬弄这所国内数一数二大学的是非，一会有人说我没资格，二也会有人提醒我做人要厚道。那么，接下来就只能捣鼓捣鼓我自己那所大学的是非了。
   真是很巧，我几年前所就读的那所大学跟清华出奇相似，也是“理科生的天堂，工程师的摇篮”，也曾经为培养出这个国家的一把手沾沾自喜了好一段时光，甚至也已经在今年四月迎来了建校115周年的自娱自乐庆典，然后一批成功人士喜气洋洋地回归母校，上台讲话的嘛，自然还是已经混得相当出色的**官员——这是这所学校的最高光荣所在。当有一起离校的朋友问我是否会在未来的校庆重回校园得瑟一番时，我只能故作镇静地笑答道：恐怕我的微薄志向培养不出这么个兴趣，何况到时候更不会有符合他们审美需求的那个资格。
   如此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个清华大学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积极迎合当下的政治审美需求，已经成为所谓中国一流大学的集体症状。当“官本位”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从上而下无所不侵时，治学育人慎思笃行这一系列能够实实在在写在一所大学校训上的文字，已经被涂抹地干干净净，连灰都不带剩下的。
   就是这么些富含着主流价值观的中国大陆大学，摆出了势必在短期内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姿态，还给各自制定了详细的达标时间表：清华大学是2011年，北京大学是2015年，浙江大学是2017年……这不是“十二五”计划，仿佛到了规定年限这几所大学就会自动完成内部升级，并得到世界教育部门的首肯一样。计划经济体制利用中国大陆教育的躯壳借尸还魂，或许，它只是从来未死过。  
中国大陆的大学有自己的行政级别，一个党委书记和校长就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用熊丙奇的话来戏剧形容，叫做“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最大限度地去行政化是早已提出亟待解决的命题，可是却跟如何防止暴力强拆一样久被搁置。以官治学，向下传达输送的价值观给可塑性强的莘莘学子是什么样的，便可想而知了。为保个人官运亨通，大学的一把手二把手往往会把学校教育捏造地更符合高级领导的审美趣味，从领导班子，到教授讲师，再到最底层本是应抱着求思若渴的各位学生，无一不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跟在这样眼前看得见却吃不着的果实瞎跑，身处何地东方到底在哪一方则全然不顾。这样的大学培养了有知识的机械个体，然而永远不会是产生思想的地方。
   另外，独立的办学自主权成为了真正有志办一所好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头疼的事，教育部始终死死将这一亩三分田地握在手上，绝不下放。办学条件难以得到应有的宽松，民间教育资本和力量无法完全释放，集所有资源只致力于办好一两所打着官章烙印的大学，然后寄希望于其即刻跻身世界一流，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托拉斯，而最终则会走向崩溃。恐怕没有谁会记得南方科技大学想要拿下块牌匾有多艰难，从此之后，但一定会有人记得，清华办一场百年校庆会是多么其乐融融。举国体制无处不在。
   无独有偶，恰逢今年也正是香港大学的建校一百周年。当各大媒体都齐齐亮相清华二字时，港大低调地真是有些过分，甚至有些寒酸。与清华校庆的隆重盛况相比，港大百年庆生活动一切从简，几乎没有竣工、奠基等各种仪式，媒体上也鲜见报道。取而代之的是跨度两年的一系列学术论坛、讲座及国际教育交流。引用一家南方媒体报道当中一名港大工作人员的华所说：“大学的核心在于学术，这一点应始终坚持不变。学术味浓、一切从简，这是港大百年校庆系列活动给人留下的印象，甚至百年诞辰具体在哪一天也没设定。”清华建校一百周年，已经整整六十年没有贡献过有分量的大师了，跑跑堂的、喊喊口号的、写写批示的、做做讲话的却比比皆是，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些国学研究院里的民国范儿，早就被历史倒车的车轮碾得支离破碎。这是六十年来一所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留下的空白。
    还是回到艾略特的那句诗吧：四月是残忍的季节。前提是他如果还活着并且躬身参加了清华百年校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