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评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出发归纳学者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弊端的分析，接着转向学术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路径与对策的阐述，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发展战略转型等。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综述，本文发现目前的研究均缺乏系统的相关理论支撑，学术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体制和发展战略方面认识及“处方”上尚存在尖锐的分歧，因此未来的研究亟须寻求新的理论支持，并对相关分歧展开更深入的辩论。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战略转型
　　随着“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挑战的日益艰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也与日俱增。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视为中国继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制度转型、改革开放30年经济体制转轨两次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抉择。这无疑反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很有必要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进行总体梳理与评述。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首先，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的差异，“经济增长”强调的是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是质与量的统一，不仅要求有数量增加，更注重要求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张蕴萍，2009），还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等（齐建国，2010）。其次，“经济发展方式”比“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丰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何雄浪等，2008）。最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深刻和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蒋志华等，20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替代，而是针对经济增长在新时期出现的突出新问题，在视野和内容上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继承和拓展（唐龙，2009）。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涵就传统发展方式的特征及面临的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与对策等分别进行探讨和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对“经济发展”中所主要包含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两方面进行剖析，其中的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从宏观看包括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从微观看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等。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使其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逄锦聚，2010）。还有些学者则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人自身的发展、社会发展等“经济发展”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讨论。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或必要性
　　虽然学者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症结”的剖析和强调上存在分歧，然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问题上，他们却基本上持一致观点，即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左大培，2010；邋遢道人，2010）。“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在于消除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中那些不可持续和不稳定的因素，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全面、协调地发展（方福前，2007）。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存在的弊端或不可持续的因素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经济发展方式”所包含的内涵展开的，可以将这些问题大体分成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这两大部分：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从根本上源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取得高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基础之上（钱淑萍，2008）。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一方面各种资源能源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排放，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恶化（张泰，2008）。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较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能单独依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而且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需要拓展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框架下去寻找对策（周叔莲，2008）。于是学术界转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种经济结构问题的分析与讨论。
　　（二）经济结构
　　关于经济结构问题，学者们刚开始大多围绕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相对应的三个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展开论述，现在有些学者则把这种讨论扩大到了其他经济结构问题。
　　1.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即国民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涉及内需结构和内外需结构。内需结构指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内外需结构指国内需求与出口需求的关系，消费、投资、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很大程度上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申广斯，2009）。
　　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分布与相互关系，它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结构，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产业结构不断演进，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的科技水平不高，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朱光华，2008）。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3.要素投入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是指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等多种投入要素之间的比例结构，也反映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我国要素投入结构问题表现在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王一鸣，2008）。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大量物质消耗投入推动的，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这不仅带来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产业沦为全球分工的低端，制约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内需扩大（迎春，2010）。
　　4.国内外结构。即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又被独立出来称为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贾根良（2010）指出，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遭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所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
　　5.城乡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间引发和潜伏着诸多社会问题，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姜作培等，2008）。
　　6.区域结构。区域结构是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不小成绩，但区域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等（谷亚光，2010）。
　　7.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明显，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较多，这些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的最终目的是相悖的（谷亚光，2010）。
　　（三）其他范畴
    何雄浪（2008）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相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在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任仲平（2010）强调，传统的经济发展之路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单纯注重GDP数量的增加而轻视增长成果的共享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和对策
　　根据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因素的分析，学者们纷纷从相应角度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和对策。综合已有文献，我们发现这些路径或对策大体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从第二部分我们所综述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出发相应提出如何转变的对策，这主要涉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结构优化和升级）；第二类则深入到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背后的制度与机制问题，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改革和保障；第三类则更进一步从发展战略、发展理念的视角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和建议。具体说明如下：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要求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变建立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之上的低层次发展方式，使其过渡到建立在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发展方式，关键是在核心技术链和核心产业链的互促过程中实现两者的突破，通过相应的产业链动态演进模式培育实现产业集约集聚发展，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唐浩，2008；韩江波，2009）。另外，可以以绿色创新为手段，以资源环境绩效、结构调整和发挥协同效应为重点目标，构建综合发展框架，整合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相关发展理念，发挥多种手段的组合效益，创造出新的绿色发展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王毅，2010）。
　　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学者们则分别提出优化和升级之道。
　　1.需求结构方面。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关键在于启动和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应努力增加消费需求，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任务。一是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调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张旭，2010）；二是进一步减轻税负，藏富于民（刘富华，2009）；三是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杨灿明，2010）；四是**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保障（丁平，2009）；五是扩大公共消费规模，通过**消费带动私人消费，从而直接和间接提升消费率（连家明，2008）；六是顺应消费规律，完善消费制度环境，开拓消费（孙友祥，2008）；七是注重消费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扩大非生活必需品消费，鼓励人们普遍地增加非生活必需品消费，尤其是增加劳务性的非生活必需品消费（钱津，2008）。
　　其次，应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加能够带动即期消费需求的投资增长，调整区域投资结构，在逐步降低东部地区投资的基础上，加大中西部投资力度，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确定好投资方向，避免重复建设，积极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化运营（蒲晓晔，2010）。
　　第三，扩大内需必须寻找新的需求增长点，推进房地产、旅游等消费性产业群，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加快城镇化建设（何骏，2009）。
　　最后，扩大内需应重提西部大开发，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从而更快地大规模地推动城市化进程（王小强，2009）。
　　2.产业结构方面。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农业产量、效益和竞争力；巩固、完善和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使耕地向农村种田能手和专业大户集中，逐步实现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申广斯，2009）。其次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政策环境，调整生产性服务部门的供给结构（顾钰民，2008）。第三，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提高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实施装备制造业振兴战略（王一鸣，2008）。“…最后要加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协同和互动发展，大力展开水资源调配和国土整治，启动新一轮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梁晓，2010）。
　　3.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着力构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葛扬，20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应用和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除了可以推动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升级外，还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优化提升，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和高度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应树立自主创新的理念，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财政金融政策，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赵冬初，2009；张保胜，2010）。
　4.国内外结构方面。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起“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须做到“五个适当控制和提升”：一是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协调利用的效益；三是适当控制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四是适当控制“外源”依存度，提升能源配置的效率；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外汇使用的收益（程恩富，2009）。另外，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服务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家强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解决人民币升值和初次分配问题；国家统筹对外贸易；改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新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只对民族企业自主品牌且赚钱的产品实施出口退税支持；逐步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水平，保护民族产业和市场（贾根良，2010）。
　　5.城乡结构方面。应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关系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差距过大的格局，转变为城乡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形成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方建中，2008）。
　　6.区域结构方面。促进区域发展，由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发展差距过大、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转变为特色优势明显、经济社会比较均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新格局（姜作培，2008）。
　　7.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调整分配结构，在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朱光华，2008）。
　　此外，针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方面的问题，有学者按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相应提出促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政策议题，旨在通过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弘扬公平正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信平，2009；杨冬梅，2010）。
　　（二）经济体制改革
　　有许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真正推进相关制度和体制改革。张卓元（2008）、吴敬琏（2010）和高尚全（2010）等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存在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许多体制因素，这些体制因素构成了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体制障碍，为此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法治化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唐龙（2009）已经围绕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四个关键环节（即**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和企业体制）对已有文献做了较具体的文献综述。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依据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径是行不通的，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也存在缺陷，中国需要从中国的最实际处提出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真正负责任的前瞻性指导方案，应加强宏观计划调控，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产业体系（王志光，2010）。陈孝兵（2009）认为，从制度层面来看，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一个廉洁、高效和权威的**，只有在充分发挥**这只“灵巧的手”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干预，才能从制度上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发展战略转型
　　贾根良（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发展思维和发展战略的革命，我国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绝大部分**政策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缺乏战略思维的历史大视野。中国需要效仿美国19世纪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内部改善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为此中国应该由“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大转型。高粱（2010）强调破除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融入全球化”的迷信，走自主型发展道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任务。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依靠“比较优势”和外资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市场万能”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不设防的“市场化”和放弃独立自主的依附型发展道路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只有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划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界限，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障碍，才能使国家未来的发展能够持续地、健康地向前推进。
　　四、结语
　　通过综述和梳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有文献，我们发现，首先学术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加深刻与丰富的观点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学者们大多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所包含的“应有之义”纷纷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各方面的弊端展开分析，并且相应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与对策，其中主要是基于两大部分的剖析与建议——“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这是一种鲜明的“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逻辑，这种分析方法简洁明了，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却缺乏对问题本质和更深层次的探讨。
　　因此，一些学者寻找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体制上与制度上的障碍，然而仔细揣摩发现，他们对体制性因素的“诟病”却似乎存在分歧：一方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源，因此坚持“市场化”的逻辑，主张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另一方却对这种“市场化”的逻辑提出了质疑，认为单纯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甚至提出要对这种过度的市场化改革进行相应的再改革。此外，有的学者还从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的视角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道，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亟须对传统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和批判，应该实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发展战略大转型，走独立自主型发展道路。但是，这种主张也遭到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例如陆铭（2010）认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只要中国的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不发生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就不应该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现有的研究尽管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与举措上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这些思路与举措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令人怀疑的，在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论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仍然建立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缺乏对经济发展理论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在于对历史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功经验缺乏研究。此外，目前的经济学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体制上和发展战略上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甚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此，未来的研究亟须寻求能够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更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为此，我们在这里大力推荐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可以为讨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更系统和更全面的理论指导和支持，并进一步推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和发展战略的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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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河北蠡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贾根良 李黎力 来源：《山东经济》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