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通过影响预期的形成来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进而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既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带来正面影响，甚至极个别情况还可能没有影响。因此，系统梳理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中国顺利度过全球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困难时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不确定性，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于2008年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并海啸般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当今世界经济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国际经济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作为对外依存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受到明显的不利冲击，2008年GDP的增速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下滑，仅上半年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在如此明显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剧烈冲击下，通货膨胀可能会加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滑。通货膨胀加剧与经济增速下滑都会降低居民福利水平，风险规避的居民不期望自己的福利受到任何损失，因此非常关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否会引发物价普遍而持续的上涨和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进而预期自身的福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基于此，系统地综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Friedman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受奖演说中强调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降低经济增长以来，国外经济学者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体包括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利还是有害？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会有何种方向和何种程度的影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通货膨胀？显然，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经济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不同的研究结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也将会产生很大的现实影响。针对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综述为如下4个方面的关系：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为清晰起见，在每一种情形下，首先厘清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献，然后梳理有关的经验研究文献。
　　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影响机制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长期传统是将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隔离进行研究，采用经济周期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经济增长，这种将二者相互隔离研究的传统两分法（dichotomy）认为，时间序列能够分解成长期趋势和短期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由长期趋势来代表，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意味着产量对趋势的偏离。经济增长由总供给决定，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是其推动力，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由总需求变化推动，因此，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在Friedman的经济周期模型中，产量由于价格水平幻觉（price level misperceptions）而偏离趋势，这一偏离是由货币冲击引起的，因此它们根本不会影响到依赖于真实因素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这种两分法的有效性。
　　1.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通过投资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收益具有更大的风险，这会降低投资水平，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点更为强调企业家预期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追溯到Keynes。投资过程具有风险规避性和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降低投资，或者投资计划出错（投资到了“错误”的项目上）。Bemanke和Pindyck认为，公司投资的不可逆性导致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与其不同，预防性储蓄理论却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由于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经济波动幅度越高，居民储蓄率越高，收入流波动性越大的居民，储蓄率会越高，储蓄增加意味着它会通过投资渠道间接促使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2.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如果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内在决定着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能承担高风险的国家自然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存在失败的风险，如果技术创新成功则会获得巨额收益，因此，是否投资于一项新技术取决于风险与预期收益的权衡，只有在预期收益率高到足以补偿相关风险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才会进行技术创新。Black认为，技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技术投入中的风险越大，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也越高（简称为Black假说）。Blackbum构建的基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假设的内生随机增长模型表明，在具有名义刚性和不完全竞争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显然，能够让这一机制生效的国家需要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机构。如果没有风险共担机制，没有适当的合同监管和执行约束，那么，投资者不会有积极性投资于风险较大的技术创新项目。然而，Ramey和Ramey却认为，在事先对技术做出承诺的情况下，较大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会导致不理想的事后产出水平，会降低经济增长。Blackburn和Pelloni基于具有3种不同类型冲击（技术、偏好与货币）的简单随机货币增长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工资合同和内生技术将导致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3.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通过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Dellas认为，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作为一种抵御周期性风险的套期保值措施，经济稳定会降低居民自我保险的激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机制客观要求要有较好的外部宏观经济制度环境，然而，如果经济衰退导致金融和财政约束恶化，那么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则负相关，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形下，经济衰退通过降低“干中学”而导致人力资本发展得更差、生产率增长型支出降低，最终使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此外，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将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例如：劳动力市场限制），这将导致企业灵活性下降，不愿意创新，最终会加大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程度。
　　4.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通过“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伴随着经济衰退出现，那么，在经济衰退期间，技术创新活动的机会成本会大大降低，这将会导致更高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同时，经济衰退还具有一定的清除效应——在经济衰退期间，那些低效率的公司会消失，公司重组会加速，更多的资源会配置给那些高效率的公司，衰退使得资源的错误分配加速纠正，最后达到加速经济增长的效果。这些都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观点，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他认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会通过改善经济系统的效率而最终促进经济增长。显然，发达经济国家更容易使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拥有较为健全的金融制度、具有逆周期引导教育支出和创新支出的能力，并且企业进入和退出障碍比较小。
　　（二）经验证据
    在经济学者寻找经验证据时，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模型）框架，另一种是采用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框架，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大量的经验研究都得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具体而言，Ramey和Ramey使用两组国家样本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组是仅包括OECD国家的24个国家样本，另一组是除OECD国家之外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92个国家样本，OECD国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52-1988年，92个国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62-1985年，结果一致表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越高的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越低。Norrbin和Yigit遵循Ramey和Ramey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关系的稳健性，经验结果显示，基于包括24个OECD国家在内的77个国家样本得到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非常稳健，但基于24个OECD国家样本得到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稳健性略差。Hnatkovska和Loayza使用79个国家1960-2000年的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这一负面影响在最近20年表现得更明显。Kneller和Young以及Rafferty使用OECD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但后者同时发现这一结果的稳健性稍弱。Martin和Rogers（2000）也发现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仅限于OECD国家和欧洲国家。Tumovskey和Chattopadhyay（2003）探讨了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其次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再次基于61个发展中国家1975-1992年度的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贸易不确定性、**支出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都存在负面影响。
　　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支持Black假说。上述研究结论与Kormendi和Meguire、Grier和Tullock的经验研究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Kormendi和Meguire在较早的一篇经典文献中采用跨国横截面数据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正相关。他们的结论得到了Grier和Tullock的进一步支持，Grier和Tullock参考了Kormendi和Meguire的研究方法，但采用了更大的面板数据样本区间。
　　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将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进行分解而同时得到两种结果，例如：Kroft和Lloyd-El-lis以及Saint-Paul的经验研究。Kroft和Lloyd-Ellis是对Ramey和Ramey研究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他们将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分解为短期不确定性和中长期的经济周期波动，在此基础上采用与Ramey和Ramey完全相同的两组国家样本数据探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与短期不确定性显著正相关，与经济周期波动显著负相关，因此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应主要归功于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然而，Saint-Paul却发现，经济高频不确定性（2-4年之间）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低频不确定性（16年以上）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此外，还有两篇较为例外的经验研究文献。使用Ramey和Ramey的方法，Dawson和Stephenson基于美国48个州一级的数据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无显著关系。Speight对英国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也发现二者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经验结论在同类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
　　三、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理论假说
    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如果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未来的获利风险也相应增加，那么投资的不可逆性意味着企业在未来获利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会降低投资水平，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Friedman概括性地论述了通货膨胀实际效应的非正式观点，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可能会使货币当局做出反复无常的政策反应，导致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其次，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扭曲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从而使得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终导致失业增加。具体而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影响利率水平，从而影响所有与跨期（intertemporal）资源配置有关的经济决策；在充满名义刚性的现实经济社会中，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实际成本和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期内（intratemporal）的资源配置。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通过扭曲跨期的资源配置和期内的资源配置使经济增长率下滑，最终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简称Friedman假说）。
　　与其不同，Dotsey和Sane关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面影响。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是，在一个考虑了预防性储蓄和风险规避的货币先行（cash-in-advance）模型中，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使货币余额的收益更具有不确定性，这将导致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性消费者会逐渐增加预防性储蓄，储蓄的大量积累为投资增加提供了可能，最终将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强调的是，Dotsey和Sarte的理论观点通常会在发达国家成立，因为发达国家不仅拥有高水平的银行体系，而且金融市场也非常发达，高水平的银行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其理论观点蕴含的传导机制发生作用所需要的外界经济环境。
　（二）经验证据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诸多理论研究之间的巨大分歧客观地反映出采用不同国家不同层面经验数据定量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然而，经验研究也并未给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多数经验研究结果都支持Friedman假说。在针对美国、欧盟和G7国家（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诸多经验分析中，多数估计结果都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支持Friedman假说。Judson和Orphanides采用时间跨度为34年、119个不同国家构成的包含2872个观测值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二者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一经验结论相当稳健。Grier和Perry通过GARCH-M模型，采用美国1948年7月至1996年12月之间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理论模型和样本区间如何变化，一个非常稳健的结论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Grier等同样使用美国的经验数据，针对不确定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也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GARCH-M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s），样本数据区间是1947年4月至2000年10月之间的月度数据。在国内，基于中国经济现实情形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陈太明较早地探讨了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二者负相关。
　　一些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支持Dotsey和Sane的理论观点。Fountas和Karanasos基于单变量GARCH模型，使用G7国家1957-2000年间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加拿大和日本，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这符合Dot-sey和Saae的理论观点。Bredin等使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韩国和新加坡5个亚洲国家的经验数据，探讨了亚洲国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会损害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Dotsey和Sane的理论观点得到了新加坡和韩国的经验支持。实际上，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是非常难以理解，因为在亚洲的诸多国家中，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相对而言比较发达。
　　此外，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甚至还得到了混合性的估计结果。Bredin和Fountas采用G7国家1957-2003年间的月度数据，通过GARCH-M模型实证检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不尽一致，具体而言，在英国，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在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这为Dotsey和Sarte的观点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在德国和日本，二者不相关。与此类似，Jansen通过经验分析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也是不相关的。另外，Fountas等基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6个欧盟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GARCH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经验分析发现，在英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其他国家，这一关系不成立。
　　四、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理论假说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究竟是没有任何影响，还是存在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不同的经济理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学者采用货币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hzer采用Barro-Gordon模型，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但是非常重视通过惊人的通货膨胀率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在该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普通消费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当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时，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产出收益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简称Cukierman-Mehzer假说）。
　　但是，Holland却基于货币当局偏好稳定的内在动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当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时，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货币当局将会有积极性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负面影响（简称Holland假说）。
　　（二）经验证据
    关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现有理论研究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意味着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经验研究非常必要。为了定量探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多国内外经济学者基于同一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或跨国时间序列数据，主要采用GARCH-M方法进行定量研究，然而，这些经验研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混合结果。
　　基于G7国家样本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Grier和Perry通过GARCH和成分GARCH模型并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G7国家样本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显示，法国和日本都支持Cuki-erman-Mehzer假说，但是美国、英国和德国却都支持Holland假说。Bredin和Fountas基于GARCH-M模型和G7国家1957-2003年间的月度数据，也详细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4个国家的情形显著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而在英国和日本，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Fountas和Karanasos基于G7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也得到了混合性的结果，具体而言，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形都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而加拿大的情形则支持Holland假说。
　　使用欧盟和美国样本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Grier和Perry以及Grier等都是采用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前者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不相关，后者的经验研究结果则支持Holland假说。Fountas等对6个欧盟国家进行的经验研究也得出差异化的结果，德国和荷兰2个国家支持Holland假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3个国家却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
　　另外，就亚洲国家的情况而言，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基于马尔柯夫域变模型（Markov regimes switching model），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细分为未来通货膨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货膨胀均值在不同域之间转变的不确定性，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段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增大，也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围绕该水平值波动更剧烈，同时该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稳定。尽管同样都是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但有所不同的是，陈太明却得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负相关的经验结果。Bredin等基于5个亚洲国家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亚洲国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印度、菲律宾和新加坡3个国家为负面影响，韩国为正面影响，而马来西亚则为无任何影响。
　　五、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理论假说
    关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外经济学者Devereux以及Cukierman和Gerlach分别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Devereux拓展了Barro-Gordon模型，但仍然保持了Barro-Gordon模型的一些基本假定，即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而喜欢经济增长，并且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然而不同的是，他将内生的工资指数化（工人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内生地选择工资指数化水平）引入到Barro-Gordon模型中并进行了理论模型拓展分析。Devereux认为，较高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会促使工人降低劳动合同中的最优工资指数化水平，对于货币当局而言，较低的工资指数化水平意味着提高平均通货膨胀率将是提高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济手段，因此，在均衡情形下，平均通货膨胀水平将会上升。简言之，Devereux假说具体指的是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Devereux假说得到了Cukierman和Gerlach最近一篇研究文献的证实，他们认为，尽管政策制定者对正常就业水平比较满意，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不能确定宏观经济的未来状态，那么会存在通货膨胀的偏见，进而对导致低于正常就业水平的政策失灵的敏感程度要大于对导致高于正常就业水平的政策失灵，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会有正面影响。
　　此外，也有一些其他的理论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会对通货膨胀产生负面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为：Taylor效应（Taylor effect）显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呈现负相关关系，正如Cukierman-Mehzer假说所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如果Taylor效应和Cukierman-Meltzer假说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个效应的联合结果就是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越高，通货膨胀率会越低。
　　（二）经验证据
    理论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意味着通过经验研究来澄清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采用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样本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不尽一致。Fountas等关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6国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只有英国和意大利2个国家支持Devereux假说。Grier和Perry以及Grier等基于美国数据的定量分析未发现支持Devereux假说的经验证据。Bredin和Fountas对G7国家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各国的情形存在一定差异性，具体而言，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着显著的正面影响，支持Devereux假说；而秉承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会对通货膨胀产生负面影响的理论观点却得到了加拿大和意大利2个国家的经验支持；在德国二者不相关。
　　基于中国、印度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具体情况的经验研究结论也有所不同。在国内，陈太明基于中国1952-2004年度数据，通过GARCH-M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Bredin等定量探讨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韩国和新加坡5个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最终得到的经验研究结果却不尽一致，具体而言：印度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正面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菲律宾、韩国和新加坡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理解，在目前这一具体的前沿研究领域，不同的理论观点基本上都得到了来自一些国家样本数据的经验支持，但却没有哪一种理论观点能够得到现有研究使用的所有国家样本数据的经验支持，因此，这些理论观点的普适性仍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对于现有经验研究已经考察的国家，将需要对原有样本数据进行更新，通过更长时间跨度的样本数据来展开后续研究；对于现有经验研究没有考虑到的国家，则应该搜集这些国家的样本数据，然后系统检验上述不同理论观点在这些国家是否具有普适性。
　　六、小结
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追踪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可以发现，不同的理论观点存在巨大分歧，并且采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段的样本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无论是从理论模型方面还是从经验检验方面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通过不同的内在传导机制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是完全确定的，究竟是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还是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抑或极个别情况时没有显著影响，仍然需要新的经验证据。在经验研究领域，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国家的样本数据展开定量分析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实际宏观经济情形的研究较少。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经济增速继续面临下行风险，另一方面是CPI仍然存在潜在的上升风险。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影响的最新研究动态，对于中国顺利度过全球经济环境严重恶化的困难时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也为这一领域的诸多理论观点提供了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国内学者基于中国现实情形研究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经验文献并不多，仅有的尝试性研究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例如：样本数据时间跨度较短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文献所得到的结果，表明的只是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显然，基于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以及不同国家的特定经济现实，最终发现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我们最终所期望的，并且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于**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也更具有借鉴意义。然而，是否存在能够区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确定了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之后，继续探究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使用更多的信息，这也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者简介：陈太明（1979-），男，辽宁铁岭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

作者：陈太明 来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