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的政策失误和税收体制的欠缺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本来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需要**的矫正。**可以通过所得税来公平收入分配。虽然中国建立所谓的所得税累进制度，但是在征收方面，却无法对高收入人群征收。因为这些高收入主要为企业家，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支出和收入放到私有企业中，回避了所得税的征收。最后，征收的收入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一些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群，而那些高收入人群却免费享受**的公共服务。这使得这样的税收系统变成了一个“杀贫济富”的工具。不仅没有起到公平收入的作用，还可能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最后，**在医疗和教育等市场化改革中，使得穷人失去了翻身的机会。比如教育产业化改革使得很多穷人失去了上学这条改变命运的道路。医疗改革的市场化，使得穷人看不起病，使得很多人因病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三，经济和社会后果
虽然公平和效率之间谁优先的辩论已经有几千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答案。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平均主义不会使中国繁荣富强。但是，另一方面，巨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存在负面影响也得到了公认。
1，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现有的很多研究表明，个体的幸福不是取决于财富的绝对总量，还是取决于相对数量，所谓的相对剥夺感。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埃及等伊斯兰国家的百姓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收入的扩大，腐败横行。中国共产党能够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施了“土地改革”，平均了地权，使得“耕者有其田”。虽然从经济效果来看，平均分配的地权从总量产出不一定会大于集中的地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会由于规模的不效率降低产出。但是，这样的平均地权，却是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
2，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社会按照财富和资本形成不同的阶层。财富的拥有阶层必然会通过政治控制和巩固自己的阶层，使得社会的分化和对立长期化，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如果阶层没有流动性，这个社会必然是非常危险的。
据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研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两个阶层，即所谓的士绅阶层和农民阶层，联系这两个阶层的纽带就是科举考试。如果科举考试作弊，是要被砍头的。正是科举考试的制度，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超过2000年。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正在缺失，比如清华和北大等一流高校的学生中，农村孩子的比例逐年下降。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雷茨在分析美国的不平等的时候，改编了当年林肯的名言:**来自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说现在**来自于1%人民，属于1%人民，服务于1%人民（1%人民指最高收入的1%人群）。这充满了智慧的语言，对中国也不吝是一种警醒。
3， 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得经济发展迟缓。穷人因为收入过低无法消费，而生产却因为资本家收入的增加可以扩大生产。其结果就是内需不足，必然依靠出口来消化过多的产能。但是在世界经济不振的背景下，增加出口谈何容易啊？其结果是经济无法长期维持高速。
4，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措施无法持续发展。因为社会保障需要大家的投入，需要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平均。但是这些富人根本不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他们自己可以承担。逆向选择的后果使得只有穷人参与这些社会保障措施，使得服务水平低下。
5，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科技进步缓慢和人力资源的潜在损失。因为收入的分化，穷人无法接受教育，教育成为了富人的一种专利。结果是很大一部分能够促进社会和科技进步的潜在人群，无法接受教育，过早的淘汰到低端劳动市场，无法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作出最大的贡献。
四，国家的对策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假说，叫作“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的不平等先是增加，然后降低。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说，从1950年代开始，有无数的经济实证分析，一些是认为正确的，一些认为不正确，到现在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至少中国的发展还在半途，所有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中国现阶段的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作为市场失灵的产物，历史的遗产，以及政策失败的产物，现在必须要采取非常积极的手段来调整了。公平收入的手段主要在于财政政策，别无他法。
主要的政策包括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或者通过遗产税等手段使他们的财富像比尔.盖茨的财富一样社会化，公益化。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没有遗产税。然后对穷人进行补贴救济，建立也能为穷人服务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达到的这些措施，市场经济下也一定能够达到。同时废除户口制度，减少城乡居民之间发展的机会不平等，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收敛。
言之易，行之难。虽然政策是那么的简单和明了，可是实施起来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非常的艰难。因为谁也不会主动分享他们已经积累的巨额财富。他们只希望更多，因为贪婪是资本和人类的本质。否则，蒋介石也不会在大陆丢失政权了。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些社会“新资产阶级”已经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并影响到了国家政策的实施。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地位，使得公平收入政策实施更加艰难。
五，结语
虽然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的概念，使得中国彻底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枷锁，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现在看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不知道要漫长多少倍。如果现在**不采取政策，“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许是曲曲折折，遥遥无期。
毛泽东70年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这是多么的精辟和有预见性阿。这个结论在70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那么合适。因为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
如果，现在还不及时采取积极的政策来降低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迟早会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虽然，中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伊斯兰国家如火如荼的革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前车之鉴了，但是“立地成佛”的又有几人呢？否则历史就不会重演，也不会有那么戏剧性了。
哥廷根大学助理教授 于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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