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面世界的窗口洞开。中国人一下子从自我膨胀的“康乾盛世”，变成了人见人欺的砧板上肥肉。这一下感觉反差太大了，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大国的定位。自我感觉已经在世界上领先千年，这么一下子就混得这么惨。甲午战争一打，整个民族都震惊于科学的力量了，日俄战争打完。满清都知道共和优于专制，知道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派出五大臣要出去留洋学习新制度。
思路很清楚，满清军队打不赢英国军队，清朝搞个洋务运动，买几艘战舰，建个江南制造局。再打不赢日本军队，于是就搞政宪，似乎政宪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但为什么有的国家政宪实行的很好，如美国，英国，日本，而有些国家就实行的乱七八糟，如袁世凯治下的民国。为什么同是希腊人，斯巴达人就实行专制，而雅典人实行民主。同是日尔曼民族，英国的《大宪章》来的兵不血刃，而面积是它几倍的法兰西却几经革命而不得共和。
这一切后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可以肯定这不是一部惊天动地的著作或一个伟人造成的。巴黎，中华民国都不缺学者，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这些人对自由，共和的认识的理论深度并不比《大宪章》制定时的英国人的水平低。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的背景才是共和滋生的土壤。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众认为财富来于掠夺还是来源于交易。我在《雅典的兴起》一章中指出“海洋民族要通过船只经过风浪才能到达邻邦的邻地，他们即使占领了敌人的贫脊的领地，每次回家照顾自己的产业会很困难，每次出海要准备很多天海上用的食粮，还有种种风浪的危险，并且从此失去了贸易的伙伴。相反如果与邻邦共存，隔很长一段时间去交易一次，可以获得各种互补的产品，显然是很合算的。陆地民族则不同，如果不消灭附近的邻邦，邻邦哪一天没食物就可能冲过来抢，不需要任何准备与成本。因此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海洋民族成了信守合同的交易者。”这一点是人类相互交易成为一个相互帮助的整体，还是相互仇杀成为分裂的敌人的关键。在重交易的民族，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交易伙伴，在陆地民族，每一个都是潜在敌人。敌的所失即我的所得，这就是博奕理论。现代博弈理论由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于非合作、纯竞争型博弈，诺伊曼所解决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两个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个人赢一着则另一个人必输一着，净获利为零。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博弈论专家开始，共有5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有，可见这种潜在敌人的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怎样的根深蒂固。
不论是民国的袁世凯那帮人，还是法兰西或者斯巴达人，他们都没有信守合约的观点。这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的民族特性，大陆民族把带领大家去掠夺的头领作为共同尊重的圣人加以朝拜，相对于元老院里的更多人对社会的统治，大家更倾向于让一个人即国王来统治，因为反正都是掠夺者，少养几个不是更有利吗？
守信用的交易还是掠夺作为经济致富的主要力量决定了人类政治体制的选择，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而我要说政治是经济的延续。”随着人们之间合作的力量的显示，海洋文明经济占到世界经济与文化的上峰，人类所有文明正在向海洋文明靠拢，海洋文明的精髓如何让陆地文明所理解，海洋文明理念如何在世界生产大陆化的时代不被埋没，是这本书中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到这里我们的谜底似乎揭开了，即从合做，双赢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学中的现象。不论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还是李嘉图的国际贸易分工论都是从这种角度去分析经济理论的问题，而现代社会，这种共赢的理论正在被掠夺的贪婪的呼声所取代。这是真正经济学家不能接受的。本书中作者将从人类最原始的生产，交易讲起，一直说到现代亚非拉国家的贫穷。即让你对经济学中的供应，需求，交换等原理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又让你明白现实中经济危机的正确应对方法，以便受人尊敬的获得财富，最重要的是让你明白在世界上每一个都是你潜在的客户与朋友。
我想把书名改为<双赢经济学>,这样更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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