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因素

从个体因素情况来看，吕学静和李佳（2012.4）认为，从性别因素考虑，男性通常被认为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要高于女性，因为女性往往依附于男性获得养老保障。教育程度也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参保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也随之上升。在婚姻状况中，未婚的流动人口的参保比例高于已婚人口，但这一因素并不是特别显著，已婚人口可能由于有了家庭的支持，其养老保险的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吴玉锋和张忠业（2015）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越大，养老保障的需求越迫切，距离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短，参保的积极性越高。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更具家庭责任感，对农工保参与更积极。传统的解释认为学历有助于获知政策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政策知晓度，从而提高参保的可能性。在控制政策知晓度的前提下，学历对参保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究其原因，高学历的农民工可能会更热衷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而对低风险、低收益的养老保险投资热情不够。石人炳和陈宁（2015）也认为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参保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男性参保率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 参保可能性越大。王琼（2016.1）经过研究得出身体机能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杜鹏和王永梅（2017.5）经调查证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进而提高其对于健康的投资和服务购买能力 ，并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扩大老年人的人际交往圈、拓宽其信息获取渠道，提高老年人的理性选择能力。冯璐（2019）也强调了教育水平对参保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她认为教育水平越高对人群其认知水平越高，较为理性，对今后年老对生活保障较为关心，且有着较高对收入，有较高对参与社会保险的意愿和能力。穆怀中（2022）研究发现，在二孩家庭中，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系数处于均衡状态，这既有利于减轻一孩家庭的养老经济负担，也有利于减轻人口老龄 化趋势下的个人养老经济压力，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能因为子女数量多，老年养老问题容易出现分工不均，参保多是为了协调公平。

据此，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并提出如下假设：H1 人口个体因素会显著影响个人养老保险参与意愿。

（二）社会因素

现有文献认为，个人周围的社会情况对其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影响。吴玉锋和张忠业（2015.6）认为家庭因素中，家庭成员有无城镇户籍是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成员有城镇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迁出农村移居城镇，相比新农保而言，城居保更有吸引力。石人炳和陈宁（2015）得出从经济社会特征看, 单位性质，收入水平以及住房状况对流动人口的参保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收入水平越高、住房状况越好则参保的可能性越大。王琼（2016）研究得出，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观念抑制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减少养老保险参保率。杜鹏和王永梅（2017）通过研究老年人社会交往情况，提出老年人的人际交往越丰富其社会养老服务利用水平越高。人际交往越丰富其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老年人接触到养老服务信息的机会就越多，参保率越高。冯璐（2019）研究得出乡村的人群思想观念更加保守，保险意识较为淡薄故选择参与养老保险的人更少；其次，由于乡村信息资源不充足，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保险普及深度较弱，保险常识宣传不到位，村民普遍对认识不足，导致其参与保险的意愿不高，且由于乡村人群经济实力不足，没有多余存款可用于支付养老保险都是主要原因。郑路和徐旻霞（2021）研究得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家庭本位，强调“养儿防老”和孝道传承，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减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不利于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导致居民较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因此，我们选取人际交往，经济（收入）水平，传统观念（文化）作为社会情况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H2：社会情况因素对参与养老保险决策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