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很有见地的，中国就需要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需要精英的思想碰撞。

就这样子了

怎么感觉到处都有对骂的事存在.............

写的好好啊

还是比较有思想的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凭良心说话做学问才是基本素质。

（续2 不好意思审查太严，没转全）
中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就听您讲过要彻底遵循维也纳学派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理论。其实在08、09年，包括10年，我们看到中国**在应对这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有很多大手笔的动作，比如说4万亿，比如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是到今年，大家都在探讨说，这些政策的副作用可能在10年开始会集中显现。比如说通货膨胀，比如说资产价值的飙升，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具体的现象，您怎么看？

　　张维迎：其实这也是一个全球的现象，现在的这种我认为错误的经验总结它是有一些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市场的运作它是会出毛病的，一定要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去纠正他。另一方面，包括**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干预市场的借口，当然也可能他们真的就这么认为。因为有时候你喜欢接受什么样的理论，与你自己内在的需求有关系。好比说，**一般来讲是喜欢控制资源，如果这个市场有问题，**就用更多的资源来去解救它，这实际上给**当政者更大的权力，尤其我们看到，**看问题经常比较短视化，因为在西方民主政治下，任期是有限的，在我们东方的体制下，尽管我们不是民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个**的任期，好比我们听到本届**，这个跟过去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时候的话，他们更喜欢用一种短期的刺激政策来解决面临的，好比说经济的箫条，失业率的增加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他没有看到，经济本身是有规律的，短期用了这么强大的刺激政策，用了这么猛的药，它自然就会有它的后果，一方面的问题，好比说，引起了制度的扭曲，刺激政策是通过**渠道发出这个钱，**这个钱更多的是通过在中国的话是国有系统它发下去。这样等于说，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增加信贷，大量的社会资源从非国有部门就会吸纳到国有部门，这样的话引起整个经济制度的一个扭曲。在西方的话，好比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大量的钱也是通过**去发放，那么**只发放给一部分，他认为重要的这些机构去拯救它，这样的话，经济的行为主体，它对**过分的依赖，久而久之就变成我们叫的大而不倒，就是说它只要自己做大，出问题了，总会有人帮他，帮他的就是**。好比说你这个企业亏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没人管你，但是你亏了几百亿**马上就会救你。

　　一个小洞捅成大洞，它会对经济的运行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它与通货膨胀相关，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表现而已，过度的投资会破坏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平衡。所以它最后一定又会引起经济新的箫条。

　　主持人：很多人在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这两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在下降，是这样吗？

　　张维迎：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再看12年前发生的东亚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人们总结的经验是对的，为什么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因为亚洲**对经济的干预太强大，亚洲企业与**的勾结太密切了。这样的话，导致的金融危机。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们怎么去减少**的干预，让企业更独立的负责任。我们为什么从98年开始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的改制，甚至到2003年的国有银行的改制，其实就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总结的教训。那么亚洲的长期以来被认为**干预经济太强的一个地区。而这次金融危机源头是美国，美国是被认为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大的经济体。亚洲出问题了肯定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出问题，那就是**。而美国出问题了，一定也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出问题了，那就是市场。所以这两个总结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总结，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市场的失败，回避甚至故意的掩盖**的政策制定者在这中的责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但是我要说这个问题是容易没有了断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分子，包括像美国前两天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鲁格曼，还有我们昨天跟我一块谈话的斯蒂格斯教授，他们是非常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斯经常会引用中国的例子来说事。

　　主持人：哪一段的例子？

　　张维迎：好比说，中国有好多的国有企业，中国**制定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很多。他认为这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原因。所以他经常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所有制并不重要，竞争才重要。但竞争是重要，这个话没有问题，但他说所有制不重要，就缺少理论上的依据。我谈的就是说中国的故事经常被误读、误解。中国成功，在过去30年的成功，并不是说由于**的干预，由于国有的主导，恰恰相反，是因为**干预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由于企业家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才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可能这些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会很夸奖中国的产业政策，但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你知道这些产业政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失败的，不能假定，**官员就比企业家看的更远，更大公无私，他更好的判断未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人类的历史证明，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这些人，对未来看的更准确的。而且任何一个企业家，对未来判断的失误，一定会受到惩罚，就是说你只要犯了错误一定要亏损，最后你可能破产。但是**官员他犯错误了，他又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他又不可能破产，而且他有话语权，他有资源，像我刚才讲的，自己的错误首先是别人的错误，他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企业家他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直面质疑：科学恰恰是少数的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这篇当时看来大胆前卫的文章，在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人们认为张维迎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学家。而这只是张维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个开端，从此之后，他就不断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2004年的张维迎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更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近年来，张维迎又对**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提出质疑、甚至炮轰国企、宣扬埋葬凯恩斯主义。有人说张维迎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而有人却给张维迎冠以了权贵经济学家的帽子。

　　主持人：我们发现可能您的真正的思路和想法往往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的，您遭受到的争议是最多的。我们也看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您是一个不断挑战公众的情绪，无视老百姓疾苦的一个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家，您会觉得很委屈吗？

　　张维迎：这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其实你选择这个行业，这些事本身意味着你只能这样，如果我们想正确的东西，所有人都能够同时认识到的话，我们不需要科学家，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养活那一批人搞理论探索，每个人都明白的事，不需要探索。我们之所以要探索，就是因为好多人闹不明白。好多技术的东西，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人能够认识到。所以整理科学它是不能用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同意是正确的，那是政治决策，那不是科学。科学恰恰是少数的。

　　主持人：所以就是在言论真正上的正确和影响力的范围广大这两者之间，因为它往往是矛盾的，只能选一个的话？

　　张维迎：如果你要搞投机的话，哗众取宠的话，能可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但是你失去了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本身的责任。

　　主持人：您会担心因此而被边缘化吗？

　　张维迎：这个没有关系，其实搞科学的人，搞研究的人，我想他最害怕的不是说支持他的人太少，而是说他自己导致错误的言论。你觉得可能被边缘化，但是你相信你的东西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会，好比说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想到了1983年的例子，您发表的《为钱正名》那篇文章。当时应该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能当时也是被迫的写了道歉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觉得大众对于这种您认为真正正确的价值的认识现在有多少改观？到今天您觉得误解会减少吗？

　　张维迎：很正常。

　　主持人：有减少吗？对您的误解。

　　张维迎：我不知道，可能有时候还不太一样，好比80年代，90年代当我们发表一种观点的时候，其实你最担心的是某一种从上边来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压力。而现在的学者发表一种观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仅是来自上边的压力，而且是来自基层的民众的媒体的这种压力，有些学者他甚至有勇气迎接上边的压力，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来自普通大众的压力。

　　主持人：那您呢

　　张维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也曾经说过，我觉得做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他应该勇敢的面对，包括大众、媒体的一些误解、批评，这本身也是作为科学的行列，本身的定义，不是说你要获得最大的民意支持。

　　主持人：您还会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吗？

　　张维迎：是的。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你，就是说有好多东西，得好多年，或者甚至有反复，好比孔子传的儒家的学说，几百年内都得不到承认，在秦始皇之前，甚至在汉武帝之前都是边缘化的。到了汉武帝之后，他被称为主流。

　　主持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张维迎：对，但是到了我们在几十年，将近100年，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它又是被打倒，又认为他错了，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才又发觉儒家文化当中的价值。同时这个问题也使我感到有一点一定要注意，任何一种真理或者正确的东西，都不应该取得垄断的地位，都应该允许批评，允许挑战，任何一种东西，一旦取得了垄断地位，它就会走向反面。

　　主持人：走向恶。

　　张维迎：因为这时候就是说不是真正吸引坚持真理的人，而是吸引了那些投机取巧，谋私利的人，包括宗教。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搞研究的，作为学者的话，我想不断的受人批评，本身就是应该是好现象。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一种理论，没人批评你的时候，一种可能性一味绝对胡说八道了，大家不信就不批评了。另一种因为你获得了垄断地位，人家不敢批评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好的。

　　

（续4 ）
这个社会需要1%的人应该有理想

　　除了在表达观点时言辞激烈，台下的张维迎给人的却是低调腼腆的感觉，张维迎出生在陕北农村一户典型的农民家庭，也许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赋予了他耿直的性格。

　　母亲逝世的那一年，张维迎写下了少有的一篇不是关于学术而是关于母亲的文章，在工作和生活中，张维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边是处在舆论暴风中心的学者，一边是农村淳朴父母的孝顺儿子，无论是怎样的角色，张维迎都不曾忘记那份扎根陕北的故乡情怀。

　　主持人：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您在很多地方都待过，比如说体改委，后来又去牛津念书，后来来到光华，我们也记得您曾经说过最让您激动的，难以忘怀的是在体改委的那六年。

　　张维迎：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从我来讲很亲切，你在学校毕业就去那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发挥蛮有影响的一些作用。就是说这是你过去没想。另外你自己有一种理念，你希望能够对这个社会发挥作用。你在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问题很多，需要我们探索。而且我在那么年龄的情况下，可以参与到那么一些重要问题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丝毫不看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那确实是很难忘。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它是一种理想抱负，为国家的兴亡负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负责任。

　　主持人：那时候是理想在天上飞行的年代。

　　张维迎：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务实了。99%的人应该务实，大概有1%的人应该有点理想主义。

　　主持人：您就是那1%。

　　张维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1%，其实我曾经说过，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是对我来讲，一切都顺其自然。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您后来一直再没有进入到体制内去工作。

　　张维迎：我后来认识到，其实对我来，能发挥最大作用的不是在**某一个部门，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说通过自己的研究，理念的宣传来影响普通的人，影响制定政策的人。而对未来发生最大影响的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从牛津回来，我就毅然决然选择去大学，我相信教育年轻人可能比你在**研究某一个政策，甚至当一个幕僚更有价值。

　　主持人：我对您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可能跟经济学无关，是当时我们看到您写的一篇博客，在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使我特别特别感动。很多人都说您有农村情结，但是我们发现您的研究里很少提到农村的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

　　张维迎：我自己觉得，我的农村经历对我搞经济学研究非常的重要。对我为人做事也很重要。当然我可以去做一件很细的事，比如说那就是农村来的，要帮助农村发展，某一个村，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我擅长的。我相信如果我的研究在推动我们变革发挥作用的话，包括我的家乡，普通人，农民会生活的更好。这比你自己说做某一件事更重要。

　　主持人：在文章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您母亲去世的时候，家里住的还是土院，很多人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是很富裕的，我想知道您的价值理念是什么？

　　张维迎：我其实当我后来工作以后，我觉得我父母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改善。比我们村里好多人家要好多了，这是真的。但是人呢，他有时候形成一种习惯，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要去强制的改变他。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经常发现，你把父母接到城里住，有时候他们并不舒服，首先讲，切断他们生活本身，他们有时候，宁愿在乡下住。我父亲78的时候，仍然下地干活，爬山、下坡。那我每次，真的，有时候我生气，说你不能再那样，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不值什么钱，你所有一年辛勤的劳动，我可以很容易的就替代。后来我觉得这不对，为啥，那是他的一种生活，那个东西不是用钱可以替代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老是以为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让别人接受它。

　　主持人：父母的影响也是造成您不是很看在外在名利的原因？

　　张维迎：我想像你看那篇文章的话，您应该有感觉，我想里面有一句话，我引到小时候讲，人活脸面，树活皮。一个人你活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做人，不要让人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你做的每一件事能对得起良心，不要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这些我觉得都非常非常重要。

前面审查太严，没有发完全。

[转贴]真敢说！张维迎被赶下台后公开直言批**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刚刚卸任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不久的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15日晚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的企业家论坛上围绕当前经济政策演讲时指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每个当官的不像 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只考虑这一届**的利益，强调**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张维迎以此番言论再次直批**。



    综 合媒体2月17日报道，张维迎15日当晚发表了主题为《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进行了点评。会上，他还与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 庆围绕政策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张维迎认为，**在制定政策时是基于“无知和利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热情，并导致企业参与寻租经营。他表示，强调**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张维迎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上

       张维迎以最低工资、扩张性货币手段、摇号买车等政策为例指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有三个标准：第一，政策目标与结果是否一致；第二，新政策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是否基于对消费者支付决策的预期。

       张 维迎表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很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缺乏激励，从政策制定者到执行者的社会个体多数被动型。他以企业为例指出，如果限制了 企业家创业和创新，这个政策就很难被称为好政策。“经济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不是好政策。”

       他称，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

      张维迎指出：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前不久，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坦言，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可以嘴上说改革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行动；包括用人制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这是一整套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2010年12月22日，现年51岁的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该职务由副院长蔡洪滨接任。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出人意外地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从来都不待见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以，张维迎从来就不乏争议。他的几乎每一次发声都会招致更大的争议。在与体制进行了多年斗争后，张维迎体会到：“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一位与张熟识的光华学院教授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维迎是一个人与一个庞大的行政体制作斗争。他这次去职，就是斗争的自然结果。遗憾，但无可避免。

       有 评论认为，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很多人愿意把张维迎的卸任和 茅于轼的禁足、吴敬琏的落寞、厉以宁盛名之下的被怀疑和低调联系起来：张维迎和很多知识精英手中关于改革的话语权，近十年来正在逐渐变弱，曾经在中国叱咤 风云的那一批“市场派”经济学家，看来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式微。

顶起！！！！！！

对 天国 未来的经济前景不看好 仅仅是感觉

张维迎绝不是一个人与一个庞大的行政体制作斗争，在这条路上永远不会孤单。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见证了许多成功和失败，但三十年的时间足以构建一个权贵王国，似乎无法撼动。如果连社会的基本公平和正义都在改革中逐渐丧失，真不知改革将向何处去？我们见过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的报道，也见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王洛林教授骑单车上班的情形，但不知在全国还有没有异地上班不用公车的厅级干部？

只重视结果的公平却漠视价值创造则可能引发灾难

专家和学者 。。。。

之前不了解张维迎，但是看过这篇采访后，我觉得他确实有做改革的明晰思路和勇气，可惜这个国度太神奇，government两个字都显示不出来，实际中触及的利益太多了，之前还看过光华某出走教授抨击他的文章，现在想想言之无物，怕也是利益丧失者。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啊

支持张老师，读后受益匪浅！

先留个言，不搞经济的，不是很懂，但是听着还有些道理。

“什么事情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判断，这就是大众。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

这个社会还有人支持张维迎、唐骏之流，服了。典型的笑贫不笑娼

小张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没事多看看写篇论文，别老往那种烟花之地去

17# feig
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112# 新手上路ING
不要笑贫，也不要笑娼！~

张维迎:通胀是强盗掠夺民间财富
时间：2011年05月24日 07:43:55 中财网       
　　在过去的3年中，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亦对经济进行了强力的干预，从极度宽松货币、扩内需到眼下的限购、限价、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计划和市场如何进退的广泛争议。
　　这些政策出台的逻辑何在？存在哪些矛盾？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何方？就这些问题，本刊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进行了专访。
　　政策还是价格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目前**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购、限价的政策？包括发改委对企业频繁的价格"约谈"。
　　张维迎：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是属于应急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而更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一些短期不满。
　　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现在市场上物价、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太多的货币、太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体，其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猛药，就会有猛药的后果。但是，现在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学的角度，**部门采取限购、限价的办法，不让企业自主定价，会起到一个"注意力转移效果"：好像市场上的提价、涨价现象是由于企业家贪婪，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不是货币政策出问题了。这样，老百姓的注意力就转移了。
　　《南风窗》：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呢？
　　张维迎：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会是非常大的。在自由定价的情况下，决定价格的根本是供求关系，不同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好东西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而所有的**限价，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企业越生产高质量的东西就越吃亏，而生产低质量的东西相对更划算，这样企业会更多转向制造低质量产品，最后是损害了消费者。宏观经济过热，原材料、工资上涨，企业会有一个调整价格的选择，这是企业家的判断。有些东西不让它涨，它最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有些企业由于**的限价，而不是市场竞争的因素，出现经营艰难，甚至破产，对就业不利。
　　哪个企业好，哪个产品好，该付什么价格，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应该由**说了算。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企业家根据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去经营，但现在大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跟**的关系，来怎么说服**涨价是合理的，这对企业的整体运行是不利的。
　　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经济，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如果是**说了算，资源配置就会扭曲，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不正当使用。由此甚至对产业升级也会有负面影响。
　　再进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倒退。30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企业拥有了自主定价权，现在可以说又部分地回到了计划经济。我们不是本着改革的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走回头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处理。企业的定价要按政策意图来做，这个东西整体是反市场的。
　　好政策还是坏政策
　　《南风窗》：如果说当初的宽松货币政策过度，有错，那不应该去纠正它吗？
　　张维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政策的失败，导致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政策的失败都为新的**干预提供了理由。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了一个更进一步错误的需求，然后大家又喊着要**进一步干预去纠正它。
　　2009年，我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过警告，政策出问题了，调整的过程应该更多通过市场去消化，而不应该错上加错。比如房地产的问题，2009年初比较冷，房价往下跌，那时候该跌就让它跌，应该顺其自然，但我们不是，一看房价下跌，着急上火，马上出台了刺激政策，结果价格上涨，没过几个月，又出台打压政策。这表明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不成熟，一个经济体最忌讳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
　　好的政策是帮助大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只有在相对稳定预期下，企业家才能正确地计算并进行决策，否则，政策不稳定，大家都去揣摸政策，或者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这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
　　政策是不能折腾的，有时候要以不变应万变，不是简单地说，刺激过火了，马上紧缩，错误就可以弥补了。错误已经酿成，无法弥补。用管制、微观控制的办法，扭曲了调整过程。如果**把价格限制住了，某种产品就供不应求了，**就想着怎么进行分配，供过于求了，**就想着怎么补贴、收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出来，还会形成腐败和寻租。
　　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颠颠，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
　　《南风窗》：于是最后总是会陷入所谓的扩也不是，缩也不是的"两难"局面？
　　张维迎：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两难。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
　　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
　　无知还是利益
　　《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不太合适的政策，会频繁地推出来？
　　张维迎：一个是无知，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政策看似为了消费者，最后是坑害了消费者；另一个是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的分配，还有第三方，利用调控的机会在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从而寻租。即使决策者认为这样做不行，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也仍然去做，这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人类犯错误，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有些是因为我们太明白。像食品安全事故，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因为**。
　　《南风窗》：很多政策看起来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张维迎：所有政策的出发点，至少表述的方式，目的都很善良，都很美。但多数人拥护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多数人好的政策。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有一些判断，但涉及整体政策的判断，容易从直观角度，只看直接后果，不看实质性的间接后果。
　　好多政策满足了人的一种私欲。人有一种爱占别人便宜的本性，总希望**能给我们更多的补贴，买东西的时候，希望**把卖东西的管一管，不让它涨价。最后的结果不是那样的，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南风窗》：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一会信奉市场，一会信奉计划？
　　张维迎：普通人信仰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从利益去判断它。但就是利益，也要分长期和短期。比如扩大信贷政策，企业一看，钱多了，东西好卖了，挣钱容易了，就说好。但有想过能持续吗？现在要收缩了，又开始叫了。当初就不应该拥护扩张政策嘛。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麻烦的是我们都喜欢吃"免费"的午餐，都喜欢别人埋单。我们以为**埋单就是免费的，实际上是抽自己的血给自己输，用你的财富，用你的税收给你埋单，中间浪费就很严重。比如家电下乡、新能源财政补贴出现的问题。
　　打个比方，100个人一起吃饭，**说你们自己爱吃啥吃啥，我们统一埋单，于是每个人就算自己吃不完，也都会拼命点很贵的菜。因为你不点，别人点，最后埋单的费用你也得掏。你花的钱少，但你付的钱还是一样的，干嘛不花呢？竞争花钱，争贷款、争项目、争补贴，于是最后税收越来越高。所以说，只有产权保护，不乱加税，不能任意地让别人埋单，这样才能降低成本。
　　企业家也是要在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也总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赚钱，如果靠**能赚钱，当然就没有积极性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如果亏了**给补贴，那谁会去生产高质量的东西？
　　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想用最简便的方式牟利，这里不存在谁高尚谁不高尚的问题。
　　问题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牟利可以，但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先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现在一些政策反而是强盗的逻辑，即把财富从别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一些体制和政策使得这种强盗行为能够得逞。强盗逻辑不一定是指明目张胆地抢，有合法的强盗逻辑。比如用征税的办法补贴某些产业、某些企业，用扩大货币供给、通胀的办法转移财富，本质上都是强盗的逻辑。
　　中国的这些问题，要用整体系统的思路去看，看前因后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的问题。单项政策去看，好坏很难分清楚。现在一些政策的长远后果是非常负面的，这不符合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
　　理论还是结论
　　《南风窗》：有发改委官员也谈到，"市场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信息对称为条件的。"很多人可能也这样认为，条件不成熟，市场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张维迎：这是为限价辩护，看起来符合现在有些经济理论。但是错了。什么叫充分竞争？真正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只要自由竞争，没有所谓充分不充分。自由竞争就是自由准入、自由选择。如果有无穷多的企业，那不叫市场，那样的市场不会有真正的竞争。信息不对称也不构成**干预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市场，正因为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如果信息对称完全，那计划经济就行了。
　　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干预，哪来充分竞争？
　　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限制了竞争，给予在位的企业行政保护，阻止别人进入，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在真正的市场中，平均利润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多了，利润自然下降。如果**规定了平均利润，把高于平均利润说成是"暴利"，去惩罚，结果一定是越无效率的企业越高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一定非常糟糕。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建立在一套理论基础上的，但这些理论好多是错的，用错误的理论分析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似乎言之有理。
　　这种错误的理论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会说，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你看，我们没有私有化，我们**干预很强。而实际上，经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均衡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干预多，而是由于**干预越来越少，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以为我们的发展是由于**管得好、管得多，就像我们现在的政策一样，过几年就会看到它的后果了。
　　现在我们对**干预的迷信还没有破除，人们没有认识到，好多所谓的市场失灵，本身是因为**干预造成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是市场的失败。打个比方，我从来不让你说话，然后大家说不行啊怎么不让你说话，于是让你说话，结果你一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于是我就找到理由了，不让你说话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你不会说话。所以我的决策是对的。
　　市场化改革难免有一些失误和弯路，毕竟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那么多的干预，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不能出现问题就说市场不灵，就走回头路。我们认为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从来就不让市场做。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问题。
　　

《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
　　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
　　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
　　悲观还是乐观
　　《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
　　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
　　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
　　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
　　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
　　《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
　　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
　　另一方面是**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傍央企。
　　《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
　　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
　　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
　　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
□ .邢.少.文　 .南.风.窗

说话做事要有脑子，张教授说的非常有道理！ 7# 西北望月

呵呵，总有几个怪人发表不支持张教授的观点。我觉得张教授讲得对。

值得思考……

张先生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