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底层的原因是一致的。
自沪上疫情以来，关于“上海何以至此”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上海本地的情况之复杂严峻，本文不再赘述，但不少把上海与北京、广州、深圳比较的文章，却多多少少有其偏颇之处。
作为中国内地公认的四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固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它们的管治特征、社会氛围和都市文化，却是大相径庭。
北京：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都会。人们都经常会说起的段子，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指点海里的江山。
但是，北京高度“政治化”的属性，并不意味着北京本身是一个“左”的城市。相反，同处北京城内的中央——地方双层权力，和极高密度的人才聚集，使北京具有极为独特的社会性格。
北京集中了所有类型的全国性资源，譬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央企业、全国性媒体等。站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立场上，驻京机构固然是其重要的管理范畴，但它们并不可能把全部精力用来把驻京直属机构管死，毕竟它们的主要职责还是全国性事务。另一方面，北京地方政府其实对在京的全国性机构也没有管理权限，这些全国性机构的存在，反而使北京聚集了一大批有一定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名义上也属于“体制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有着较大的自主活动的空间。
人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在四大一线城市里，北京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相应的文化活动是最丰富、最繁荣的，北京有很多的讲座、沙龙、读书会和书店。从本世纪以来，北京也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重镇，新京报、财经、财新都出现在北京，在一段时期里北京事实上取代了广州，成为舆论场上最活跃的都市。
北京的地方政府，也有其独特性。对北京市而言，市一级权力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护首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北京有相当强的基层治理能力，“朝阳大妈”名声在外，正是因为这关乎到北京市最核心的KPI——安全和稳定。
不同于沪穗深，北京地方政府在很多年里，在明面上并不承担太重的经济发展职能。从2019年起，北京才陆续有了服贸会、自贸区和北交所等带有显著发展经济色彩的顶层设计，之前，决策层对北京市的关键要求，是控制规模，疏散人口以及避免发展制造业。
北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相对较弱，反而为北京的民营经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北京民企受到外企和市属国企的挤压反而较少，而央企大部分又处在非竞争性行业。根据2020年的数据，北京虽然GDP总量在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二位，但北京民营经济增加值却高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北京、深圳、广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都在四成左右，但因为北京经济总量大，北京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基本上是深圳、广州的1.4倍左右。北京民营经济占比也远高于上海，2020年，上海民营经济增加值大约1.1万亿，比北京少三千亿，占比仅为28.7%，比北京市的41.4%低了整整12.7个百分点。
北京是央企最大的聚集地，在这一前提下北京如此庞大的民营经济体量和如此高的民营经济占比，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但事实的确如此，最近十多年来，以互联网、高新技术、PE/VC、文化娱乐等为代表的的新兴第三产业，以及与这些行业相伴生的大量民营企业，事实上巩固了北京服务业中心的地位，并帮助北京不断缩小和上海经济总量的差距。
北京另一个常被人诟病的点，则是其市政管理上的短板，北京不够整洁，不够有秩序，也不够洋化，它就是一派乱糟糟的样子。北京这座城市向来大开大阖，这座城市的居民，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移民，天然就不是“精致”的。对于北京市政当局而言，满城便利店的那种标准化和便利，从来不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东西，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最在乎的也不是这种精致和便利。
要之，纵然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仍然从不掩饰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北京当然是个政治都会，但许多人给北京贴的标签并不准确。总的而言，北京仍然是中国内地最自由、多元、开放，集聚了最有意思的人和事，并且创造了最多财富机会的城市，没有之一。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集中在这一座城市里。
上海：最讲政治，也最懂商业
人们往往把上海和香港相提并论。最近，也有人给上海扣上一个“洋大人的城市”或者“买办城市”的帽子，似乎上海的种种乱象，都可以归因到“胳膊肘向外拐”上。
但这种印象显然是偏颇的。上海本来就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既是中国“最讲政治”的城市，却又同时是中国“最懂商业”的城市。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质，同时存在于这个城市里。
北京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把全北京的所有机构和组织都管起来的。但上海的地方政府，在上海有着绝对的控制力。从某种程度上，上海的地方政府比北京的地方政府更全能，上海地方政府不像北京市那样首要是背安全和稳定的KPI，它还需要更关注发展，关注民生，关注外贸外资，关注国资保值增值……
不讨论上海历史上种种复杂纠葛，但众所周知的是，没有哪一个“地方”，在中国政治中有堪比上海市的影响力，上海主官的仕途轨迹也同样是最特殊的，在这一点上，北京也从来不能和上海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的工业总产值甚至高于全国所有的其他省份，即使那些省份有比上海多得多的人口和大得多的面积。上海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上海讲政治。改革开放前，上海无数的工厂被迁往全国各地，交通大学的主体都搬迁到了西安，在当时的500万上海市民中，有大约100万迁移到全国各地，在上海也产生了庞大的支边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仍然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财政使命，也是承担对口支援任务最多的城市，上海对口帮扶的县市超过100个，分布在云南、新疆、西藏、青海、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省份。
上海在意识形态上，同样非常安全。相较于北京和广州，上海的媒体总体来说，桀骜不驯的成分要少得多。上海当然也是中国重要的媒体中心，但上海更发达的媒体形态，主要是商业、时尚和消费，上海当然也有政经媒体，但在全国的影响力远不能和京、粤相比。上海这座城市也一向有这样的传统，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所有意识形态场域的风险。
上海是个“讲政治”的城市，但上海却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城市。上海市民和北京居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完全不同，上海的政府是讲政治的，但上海的市民是讲实惠的，他们不那么关心远方的权力，他们更关心自己身边的权利。上海市民的特点是务实、文明、体面、守法、讲规则，也讲契约。
政府的“讲政治”，和独特的都市文化相结合，让上海形成了一套非常独特的管治体系。上海地方政府是中国最善于用商业化手段解决问题的政府。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市就创造性地引入股份制来搞国企改革，上交所的成立更成为上海处理复杂国企改革问题的一个抓手。上海国资的改革从来走在全国的前列，经历了九十年代的阵痛之后，上海国企反而成为全国地方国企中的翘楚。
上海管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专业主义。上海是中国最早现代化的城市，从工部局开始，就有相当专业的市政管理传统；同时，上海也形成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批包括医生、律师、财务、工程师等在内的专业人士群体，这些专业人士也一向和上海地方政府之间有良好的互动。这些因素，都使上海的日常管治显得专业、高效。
“讲政治”、“在商言商”和“专业主义”，统一在上海的管治体系之中。这意味着，对上海的地方政府而言，完成上级交办的“政治任务”（如发展经济、上缴财政、支援中西部、国企改革、探索自贸区）的过程也是有效调动商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独特的混合型管治模式。因此，当上海的管治权力，和在商言商的市场机制、专家参与的专业主义割裂之时，上海的城市运转，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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