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词出现于上个世纪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的90年代，他们大多数进入像建筑业、开采业、制造业等一些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部门。‘农民工’的出现有两大历史背景，一是毛泽东鼓励人口出生政策，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后的经济大发展。前者使我国农村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尽管80年代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对农村的约束很小；后者则引发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如果说前者是‘农民工’出现的推动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引力。‘农民工’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只是说明这些工人以前从事的行业是农业，以前的身份是农民，但由于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的生活以及从事行业的习惯性偏见，才使‘农民工’这一词披上了不光彩的外衣，人们往往把‘农民工’与卑下、粗俗、甚至偷窃、抢、盗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上这种流行的看法对年青一代的影响是至深而可怕的，他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要远离农民工，不要与农民工的子女有过多的接触，并且灌输很多农民工如何危害社会的思想。许多的市民子弟从小就养成了对农民工的敌视，把他们看作廉价劳动力的替身，对待周围穷苦的农民工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使农民工至今无法被市民所接受，并尽快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会发现许多农民工，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干家务的保姆，搞卫生的清洁工，纺织厂的织工，装配线上的装配工，水电维修工，室内装修工，搬运工等等。这些工人的工资一般都在1000元之下，除了吃、穿、住、行、教育及补贴家用外，连就医买药的钱都没有。

这些人被称作‘农民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们和农民、农业及农村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一部分人不时地在农民和‘农民工’这两种角色中作着更换，当从事农业所得的收入大于进城务工的收入时，他们就选择从事农业，反之亦然，因为他们在进城务工时仍保留有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权。还有一部分人同时充当农民及‘农民工’两种角色，农忙时从事农业，农闲时进城务工。大部分农民工仍把农村当作他们真正的家，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居住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农村居住的时间，他们没有资本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往往租用城市里廉价的贫民窟，或者像建筑工人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心灵的归属，农村的家自然就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那里有他们的亲人和熟人，有他们世世代代祖先留下的痕迹，在那里他们不会面对周围人的歧视，在农村人的眼里，他们就是城里人。

劳动力市场上的供大于求造成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而资本市场上的供不应求，形成了资本对劳动力的严重挤压，通过很少的资本就能控制大量的劳动力，从而资本不多的资本家也能赚得盆满钵盈。虽然我不推崇劳动创造全部价值的劳动价值论，但现有的分配格局绝不是某一个经济模型的理想情形。而只要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形势不发生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就很难得以提高。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是改变农民工命运的出路。我把改变农民工地位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就像大部分的农民工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人身上一样。使下一代人拥有平等的教育资源，让农民工和市民子女同样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但现实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到处闪现的是权贵的影子，优势的教育资源严格的排斥农民工子弟，他们甚至被一般的学校拒之门外。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问题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问题，更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如果连最基本的公平教育问题都不能解决，就奢谈解决农民工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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