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正滑向可怕的冷漠：不出十天，我们将对当下热点的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失去兴趣。
    一个地方计生管理部门，竟然为了钱，去“抢”管辖区民众的孩子，而一个社会福利院，也同样为了钱，甚至去收购婴儿，并让这些孩子远渡重洋被领养。在此次事件中，计生部门无疑成了拥有合法外衣的黑社会。我们自然群情激奋，义愤填膺，然后指责公权力的异化，并大谈约束公权力的种种途径。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大家都洗洗睡了。另一个“邵氏弃儿”、另一个“唐福珍”、另一个“夏俊峰”将出现。这个社会其实啥都没变，只是多了一些破碎的家庭罢了。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抱怨越来越多，这种抱怨来源于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对他人不放心，警察与小偷都需要警惕，还有城管和拆迁队；我们对食物不放心，餐桌是危险的；我们对孩子不放心：被拐与被杀的可能性，让我们心神不宁。但是改变似乎越来越难。2003年孙志刚以自己的生命换得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终结了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历史。这让我们曾经看到了一些社会改革的希望。但是9年来，这个社会依旧有很多生命在非正常地消失，但是改革却停滞不前了。
     “躲猫猫”之后，又有“发狂死”、“喝开水死”等事件，都是看守所里的故事，如此高事故率的地方，有人去反思吗？我们看到一丝改变吗？看守所依旧是当年的看守所。自2009年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后，因强行拆迁引发了自焚事件不下十几起，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仍不能阻止野蛮拆迁的肆无忌惮，并没有人因此而受到惩罚。自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被判死缓后，最近辽宁小贩夏俊峰又因杀死两名城管而被判死刑。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互联网上Google“城管 野蛮执法”有261,000条结果，“城管 打死小贩”有602,000条结果，“城管 暴力致死”有782,000　条结果。但是我们对城管的约束在哪里？我们至今未有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法》或者行政法规。还有我们农村的计生管理，暴力执法令人发指，“抢孩子”只是极端案例之一。十几年来，我们又看到了怎样的改变？
     我们可以将这些都归结于公权力的异化。但是公权力的异化到如此地步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试想面对一个自焚的同类无动于衷的人，该是怎么样的冷酷呀！何况自焚还是因为自己的野蛮拆迁导致的；当一个计生办官员将别人的孩子抢来送到福利院换取钱时，这又是怎么样的人性？在这些人的面前，道德还能有力量吗？如果道德都失去作用，我们又拿什么来约束这些失德的官员？
     寄望于靠**一方推动改革是不切实际的。改革应有赖于全社会的动员，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邵阳“邵氏弃儿”还将继续，人伦悲剧继续上演；没有夏俊峰辩护律师滕彪的激情辩护词，我们不会知道最后的死刑判决到底伤害了什么。我们需要整个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认为的，公民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那就是由各种自主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对权力构成“社会的制衡”。由于公民社会独立于**，且不追求权力，它对权力的监督更具公正性。如果我们不能形成“社会制衡”，那么最后都将成为公权力的“弃儿”。
（启越，经济观察报）

     记得潘恩的《常识》里面论证，法律一切的国王而不是权力。
     权力、知识、资本从来都是社会的主流，不过我们看到在这里则是权力独大无人监管，这种现象在小农封建社会是常态，我们不幸的将其带入了现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深入人心。从“五道杠”少先队员到清华百年校庆对权力的膜拜，这不是谁个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又是所有人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从最开始的增长因素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到后来纳入技术因素，当然我们现在提倡吧制度考虑进去，到底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当权者该思考的问题，更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思考的问题。君不闻，坏人作恶就是因为好人无作为！权力和资本本该为知识服务，毕竟技术创新才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诱因，不过现在我身边的环境是，知识为权力、资本服务，并努力成为二者之一。从国外的经验看，一旦一项好的制度安排确定后，行政体系的人是最不创造价值的群体之一，只是在不断的分配所得而已，我们现在好像走向相反的路径。
     记得《常识》问道，为什么美国需要自由、平等、民主，我们自己是不是该独立思考下，不要说环境如此不能改变，没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不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