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山东省寿光市的调研结果为基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业专业合作社出现的原因和作用，讨论了现阶段农业专业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资金问题及其成因，并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业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交易成本
    引言：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与扶持，合作社逐渐社成为农业发展的新趋势，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的出现，成为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主要是对合作社的种类、影响因素、运行机制、模式、政策影响等进行规范分析。另外也有学者从农户的角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孙亚范，2003；郭红东，2004等），都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本文结合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调研结果，利用制度经济学分析了合作社产生的原因和作用；从微观角度，分析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
    随着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农户和公司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但在交易中，农户和公司关于对方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同时，若某户农户花费了较高的成本，获得了关于某公司较为完备的信息，认为合作有利可图，那么，农户获利，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必然导致其他农户的同步跟进。因此，这些由个体以较高成本为代价搜集的信息就具有了正外部性，同时，成为一种非竞争、非排他的公共品。而私人无法因此得到补偿或奖励，双方的理性选择都是对争取合作采取消极态度，而无人提供这一公共品。
    要降低信息的搜寻成本就要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公司那样的组织（Coase，[1937]1952；Cheung，1983；Demsetz，1988）。在农业中，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起着和这里所说的公司相类似的作用。
    首先，合作社解决了信息的正外部性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公司与农户之间的谈判，由一方和多方谈判变成了一对一的谈判，降低了交易成本。另外，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由合作社搜寻信息，判断公司的信用度、盈利状况、资金状况、经营的长久性等，之后由社员集体决定是否与之合作，而信息搜寻成本也由大家集体分摊。这样，合作社就将原来信息的外部性内部化了，解决了信息的正外部性问题。
    其次，合作社减少了谈判成本和缔约成本。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直接进行交易的时候，公司要对逐个农户进行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品种、规格、数量，收购价格，时间等的逐条谈判。如果与不同的农户之间达成的合约不同，管理和执行的成本会进一步增加。而合作社则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成本。
    再次，合作社减少了履约成本和监督成本。在公司和农户直接合作的模式中，农户与公司存在的是一次博弈，农户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的行为。例如，在农产品收获时，因市价高于协议收购价格而偷偷地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卖。公司对所有农户进行监督，成本很高，而收益有限。另外，公司在收购时需负责对农产品的检查工作，确认其是否达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履约成本。而在“公司＋合作社”的模式下，合作社与公司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后，由合作社监督农户，监督成本由合作社承担。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统一的种子，对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作出严格规定并监督其使用。农户与合作社进行的是多次博弈，社员违约的惩罚增加，违约所带来的利益的激励降低，最终成为督促农民履约的有效助力。同时，由于伴随着惩罚增加带来的收益减少，使得违约的行为减少得以自动实现，这也降低了合作社的监督成本。
    最后，合作社增加了社员履约的激励。在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Boulding，1969，第6页；Hazits，[1964]1988，第92-107页）：
    （1）他们出于爱、团结或其他各种利他主义而努力有益于他人；
    （2）他们受到胁迫，胁迫者以对他们使用暴力（命令）相威胁；
    （3）他们按其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但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因为他们预期能获得充分的回报。那样，他们为别人做的事会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副效应。
    其中第一种动力机制在小型的圈子里很有效，如家庭、朋友、老乡等。合作社将农户连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出于爱、团结而履行合约。履约的机会成本通过声誉、友爱等得到补偿，而违约的成本则不仅仅是经济损失。在这个小圈子里，履约的机会成本得到补偿，收益得到提高，这就激励了农户履行合约。
    综上，合作社的存在将外部性内化，同时降低了农户和公司的谈判成本、缔约成本、合作的监督成本和履约成本，从而使合作成为可能。
    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本文将以农业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农业专业合作社中，合作社成立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员股金和ZF的经费支持，利润分配主要以按交易额分配为主，按股份分配为辅。《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规定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或者交易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在我们这次的山东寿光调研中，民隆蔬菜专业合作社实行的便是股东分红占可分配盈余的40%，剩下的60%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进行返还。这种利润分配方式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一种是股东投入资本的报酬小于成本，并导致股东不愿意增加投资，甚至撤资；另一种效果是激励社员积极进行蔬菜的种植，并着力提高蔬菜的产量和质量。这两种效果的强弱决定了合作社是否有稳定且不断增加的资金来源。为了让分析的过程更清晰，我们对股东和社员这两类主体分别进行分析。
    （一）股东。合作社的股东往往就是本村的农民，他们有着一定数量的资本，商议共同出资建立了合作社，一方面是帮助村民集体通过种菜致富，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自己获得一部分收益。
    对于股东来说，投资建合作社的成本是资本的机会成本和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其中，前者用C表示，后者用H表示。所以总成本为C＋H。收益则是每年的股东分红以及通过加入合作社、蔬菜收购价格提高所获得的收益。其中，前者用I表示，后者用B表示，则总收益为I＋B。若I＋B>C＋H，则股东会进行投资。
    假设资本的收益率和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相等。合作社中的按股份分红由于受到限制，一般不超过同期银行利息。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同等条件下，加入合作社，把蔬菜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和直接在市场上卖相比，一年可多收入几千元钱，即B大约为几千元钱。而在山东省，同等级别的县级市-诸城，一般工人的平均月工资至少为600元，年收入至少为7200元，由此可见，B<H。
    但是，目前这种专业合作社却蓬勃发展，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股东建立合作社的目的之一是帮助父老乡亲共同致富，这份热情和以及由此获得的声誉支持着他们继续投资，经营合作社。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在《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提到过的“人们会出于爱、团结或其他各种利他主义而努力有益于他人。这种动力机制能在诸如家庭、小部族和朋友圈子一类小群体中有效地起作用，它应获得社会承认并经常通过声誉来得到报偿”。
    但是，这种激励方式并不持久。这一代人有热情并不能保证下一代人依然可以如此。另外，股东的资本收益率低也使股东没有更多的资本对合作社进行再投资，从而使合作社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盈利水平，然后进而提高社员们的生活水平变得很困难，甚至连合作社的存在都会变得艰难。
    2、路径依赖。股东作为农民，一直是以农业为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不愿去做改变。
    （二）社员。普通社员的收益为通过加入合作社、蔬菜收购价格提高所获得的收益和合作社利润按交易额进行的返还，分别记为B和R。对于一个社员来说，若入股，成为合作社的股东，我们假设他依然会进行农业生产，那么B和R他依然会得，这部分收益不变。不同的只是社员将自己的资本改变了用途：由银行存款变为合作社的股金。如前文所述，股份分红一般不超过银行同期利率。所以，投资于合作社不如将钱存入银行。此种情况下，社员不会对合作社进行投资，成为股东。只有当合作社的红利高于银行同期利率时，社员才会投资于合作社。
    合作社的利润来源于从社员手中收菜之后进行加工，然后再卖出时的价格与收购价格之间的价差，再扣除生产成本。若要提高合作社利润，必须提高蔬菜的附加值，如创立品牌，进行深加工等等，而这些都需要资金和技术。在目前，合作社吸引技术人才很困难，当地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农村去。而且，股东的投资是比较少的，合作社资金短缺。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环：想要吸引资金，就要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价格差；要提高产品附加值，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
    所以，合作社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解决资金问题。
    首先，改革合作社的分配机制。应该以股东分红为主，而不是以对社员进行的利润返还为主。这一方面使股东的收益超过成本，给股东激励，促使股东进行再投资，增强合作社的资金实力。同时，也要兼顾到对社员的利润返还，激励社员积极进行农业生产，吸引新社员，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利用规模效益使合作社积累更多的资金；
    其次，合作社或者管理合作社的相关部门为技术改进和发明设立奖励机制，如设立奖励基金，给予荣誉等等，鼓励社员进行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的改进，降低蔬菜相关技术改进的成本，提高蔬菜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扩大合作社的盈利空间；
    最后，ZF要加强对合作社的资金支持，放宽贷款条件，扩大合作社的资金来源，如允许合作社用土地的使用权抵押进行贷款，或者允许用蔬菜作抵押申请贷款等。对于社员个人的贷款可参照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经验：社员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五至十人的小组为其贷款申请提供担保，那么就可以进行小额贷款。如果借贷者小组中的第一个借款人按时归还了贷款，其他成员也就获得了借款资格。这样既可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又解决了农民的贷款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郭红东，蒋文华。影响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4.
    [2]Wolfgang Kasper，Manfred E.Streit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38.
    [3]Wolfgang Kasper，Manfred E.Streit.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3.
    [4]郭红东，徐旭初，邵雪伟，陆宏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完善与创新——基于对浙江省实践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2.

作者：赵素娟 李梦婕 王紫南 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