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872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加普
当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邀请世界最大型科技公司的领袖与硅谷高级代表来巴黎思考互联网的未来时，可能已不可避免地会引爆一场文化争论。
争论双方上周在杜乐丽花园(Tuileries gardens)一个炎热的帐篷里展开决战。一方是对全球最严厉反盗版执法法案之一持支持态度的法国总统萨科齐。面对现场的技术专家，他坚定地说道，“你们所代表的世界，并非一个法律、道德规范以及所有社会治理基本原则皆不适用的平行宇宙”。
另一方则是社会活动人士及开源拥护者，比如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和哈佛(Harvard)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他们告诫ZF不要插手，称虽然互联网现在还是一个整体，但ZF保护出版商、电影与音乐公司的努力可能会拆散它。
双方的观点当然都不完全对，但萨科齐在一件事情上却是正确的。将版权执法视为侵犯人权可谓一种幼稚的理念，版权执法在伦理上并不等同于中国或中东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ZF的确需要小心行事、避免破坏创新，但互联网不能变成违法行为的避风港。
“当然不会，”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说；但这一理念却有着令人吃惊的深厚根基，可追溯至互联网自由和非商业的起源。作为前“死之华”乐队(Grateful Dead)歌词作者和怀俄明州农场主，巴洛利用萨科齐互联网八国峰会（e-G8峰会）之机，对反盗版法进行了抨击。
他表示，这类措施“拒绝承认互联网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如果你控制了一个方面，你就控制了全部。你一开始说要保护知识产权，最后却说你不喜欢某某内容。你不能控制言论自由。就这么简单。”
本科勒则谈到了“20世纪的内容产业与21世纪的科技公司之间的冲突——20世纪的内容产业试图通过把有价值的内容置于容器中来捕捉价值”。社会可以让互联网“守护下一个Lady Gag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或者让它守护下一个Skype或YouTube。你必须做出选择。”
这两个抨击都赢得了技术爱好者的称道，但它们是在暗指，知识产权执法从根本上就与互联网的本质相对立——这是荒谬的摩尼主义。没有任何一个民主ZF可以或应该接受声称互联网独立于法律之外的言论。
法国去年通过了一项严厉的“三振出局”法案，建立了一个负责监控网民是否连接到点对点(P2P)网站下载盗版内容的机构。被抓到下载盗版内容的网民，会收到两封警告邮件，如果再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掐断他们的网络接入。
上周三在e-G8峰会上，哈佛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将该法案形容为“有利于局内人的脑残解决方案”，认为ZF“应该保护局外人”——即那些创立了像Skype和Napster这样的企业、搅乱现有产业的互联网创业者。
法国的措施是否在各方面都可谓恰当，的确有待讨论。也许存在其它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人们彻底摒弃盗版，转而购买正版内容。对点对点下载予以小额罚款（相当于将网民往正确的方向上温柔地轻推了一下），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此外，大多数国家的版权制度都既过时又含混，这不仅使得购买电影或歌曲的人难以搞清关于如何使用这些内容的规则，也使得初创企业难以与老牌企业竞争。出版商现在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它们自己。
前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伊恩·哈格里夫斯(Ian Hargreaves)近日发表的关于英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报告，就反映出版权改革的必要性。报告表示：“版权法已开始成为某些基于互联网的新企业创建道路上的监管障碍。”
　　对互联网盗版与非法拷贝行为实施过于严厉的打击、以支持不得民心的法律，最终既不利于内容所有者，也不利于社会。鼓励创新、鞭策初创企业向老牌企业发起挑战，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据麦肯锡(McKinsey)为e-G8峰会撰写的一份报告估计，在过去15年里，法国因互联网创新失去了50万个工作岗位，但每失去一个，就会对应有2.4个新岗位被创造出来——净增益便是7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这一巨变所带来的价值，75%都被非互联网公司收入囊中。换句话说，互联网的搅局是一股有创造性的经济力量。
　　这么说决不是在找理由主张版权法不应被执行、或内容公司应被不公平的违规做法拖跨。18世纪创立版权所基的那些有力理由，并不因20世纪互联网的诞生而失效。
　　技术爱好者表面上声称自己信奉版权、实践中却谴责一切保护版权的手段，这也不是什么足够恰当的做法。如果“三振出局”法案是错的，他们应该真心诚意地去努力寻找同样有效但不那么严厉的方法。
　　技术爱好者愤愤不平地将一切版权执法努力贬低为一种保护媒体业的愚蠢企图。事实上，这种言论往往听上去像是在代表另一个他们恰好支持的产业进行游说。巴洛与本科勒是理想主义者，但并非所有人的动机都像他们一样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