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西点面包店巴黎贝甜在4月份封控期间，为周边小区居民供应食品，营业所得5.85万元，近期事发，被市场监督局处罚58.5万元。

据上观新闻8月31日报道，上海市市场监督局处罚的理由是，巴黎贝甜用于临时生产的培训中心未取得相关资质，“当事人针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改”“提交了整改报告”。

从一份流传出来的处罚详情单可见，在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巴黎贝甜取得了物资保供企业的资质，原来的工厂由于疫情被封闭，公司转移了部分员工到培训中心过渡，利用培训中心的烘焙设备和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加工面包自用。

随着疫情持续加剧，周边小区居民的糕点需求大增，巴黎贝甜生产了400个套餐出售给他们。

这400份糕点套餐为巴黎贝甜“惹祸”了。

如果巴黎贝甜拒绝周边小区的要求，继续把生产的面包在内部自产自销，只满足自家员工的要求，那它就不会“违法”，更不会受到58万元的处罚。

换言之，只要巴黎贝甜的老板员工，对发生在周边小区的疫情假装看不见、听不到，他们就可以为公司“节省”58万元。

作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巴黎贝甜不可能不知道超出许可生产地点搞经营的风险，但在疫情最严重的上海的四月，它确实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居民既然物资困难，卖一点食物给他们想必也不会有多大麻烦。

事实证明，巴黎贝甜还是“大意”了。

对于上海市市场监督局的这个罚单，舆论很是不平，人们纷纷为巴黎贝甜打抱不平，认为这个处罚不合情理，是让良心企业、良心人士心寒的不恰当举动。

很多人在网上说，要去把附近的巴黎贝甜“买空”。

而舆论之所以冷对罚单，在行政处罚的言之凿凿之下逆势而上，赞扬巴黎贝甜的义举，有着许多或远或近的原因。

一个稍远的原因是，上海疫情尽管过去了几个月时间，但人们对疫情的情况记忆犹新。

尤其在物资保供这一块，出现过许多供应不足、部分不良保供企业为非作歹的事例。包括众多老年人在内的上海人，在“团购”时遭遇的种种艰难，令闻者伤心，给社会大众留下了广泛的心理创伤。

在这种情况下，巴黎贝甜冒着风险生产，尽管也收费，但在拿钱也买不到吃的时候，这毫无疑问是造福一方的“善举”。对于这样的“善举”，哪怕不要行政单位肯定，起码也不能落井下石。

可事实恰恰相反，巴黎贝甜等来的是一纸几十万的罚单，它要为疫情期间的“善举”付出代价。

这就是舆论最感到愤懑的地方，上海疫情期间，有许多黑心企业大发灾难财，不见到有力且有诚意的惩处，反而对一看不出有多大过错的企业选择性执法。

这是人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在理智上拒绝其罚款合法性的一大理由。

除此而外，近期较集中的一些行政处罚案例，积蓄了社会对此类处罚动机的怀疑，不认同它们是依法行政，质疑其中存在着故意敛财的意图。

近日，媒体报道榆林某小贩因为贩卖区区5斤芹菜，被罚款6.6万元，严重的过罚不相称引发全民声讨。

还有，大庆市某土豆商贩被罚，是因为进价1.2元的土豆卖2元一斤，要被罚款30万元，罚款理由是疫情期间哄抬物价。

榆林案例被国务院督察组当作反面教材，央视做了舆论监督报道后，榆林市场监督局也承认“过罚不当”。

由此可见，天价罚单只要不被上级查办，不被公开，就能凭借所谓执法依据理直气壮，可一旦被抓住，又自我批评为“过罚不当”，可见天价罚单很难说是“依法办事”，因为它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正是在全民谴责天价罚单的舆论热度下，人们在看待巴黎贝甜被罚一事时，有了参照，心里有了标准，质疑 58万元罚单的正当性。

市场监督局在处罚巴黎贝甜时，也承认它们只卖了三天的套餐“没有投诉”，“原材料没有问题”，最后只找到“没在取得相关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地方生产”的这一违法事实——而这样的认定完全无视四月上海的疫情局面。

但是，同情巴黎贝甜的民众正在以实际行动提醒市场监督局那些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下搞抽奖，奖品就是赠予巴黎贝甜的购物卡。更多人都在寻找住所周边巴黎贝甜的门店，前往购物消费以示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巴黎贝甜接到的58万元罚单，已经变成它的“勋章”；

它被认定的所谓“违法事实”，正变成它的社会声誉和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