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己向来对西方哲学颇为倾心，所以一个朋友要我从我特有的角度，来谈谈什么是“爱”。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只有爱智慧、爱上帝，并不谈“爱人”，“爱人”这个问题直到上世纪才受到西方现当代哲学家们的一些关注。偏偏朋友所问之爱，又是在“人”的层面上，所以就算胡言乱语，也有了开脱之词。只能说，在我能力范围内，尽力一试。
我想先说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我们知道，“恋爱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晚近的事，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过一下（仅限于学生思潮），然后就要算改革开放以后了。我们过去不知道什么“恋爱自由”，我们信守的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今天人们大都已然认可所谓婚姻，该是两个彼此相爱之人的结合。而传统的婚姻，却与这一看法无关，它的首要作用是“合两姓之好”。两姓，也就是“两家”，而且不是今天的三口之家，是“同姓”的“家族”。也就是说，一男一女的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原本不相干的“两家人”，成为“一家-亲家”，成为“自己人”。“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对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也太重要了，它意味着在社会生活层面，彼此可以建立起“合情合理”的“裙带关系”，至今依然。传统婚姻的第二大作用在于“传宗接代”，不过这一点与我们的论题没多大关系，就存而不论了，我们下面还是回到第一点。
传统婚姻以一男一女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两家人”在利益上的互通有无，这对结婚的当事人意味着什么？在最常见的情况下，它意味着，这一男一女在对方眼中，是“谁谁谁”的“谁谁谁”，或者说他（她）的“谁谁谁”是“谁谁谁”。我们看到，婚姻当事人不是以“自己”的面目出现的，而是以一种“关系”出现的，他（她）为对方打开了一张人脉关系网。他或她首先是一个“角色存在”，而所谓“角色”又总是相对而言，儿子是父亲的儿子，父亲是儿子的父亲，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的，所以又可称之为“关系存在”。我们还可以把这种“角色存在-关系存在”扩大开来理解，比如所谓“当权者”，是处在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有钱人”是处在社会的财富关系中的。总之，无论是处于何种关系中，皆非“自己-自身”。日常社会交往中的喜怒哀乐，都是对“我”的某一“角色”而来。于是，当“我”有朝一日退出这种“角色”时，则有了所谓的世态炎凉、门可罗雀等等。两个“角色存在-关系存在”之间，是不可能生发“爱”，这种纯粹的情感的。恰恰相反，真正的“爱”，是两个“自己-自身”的结合，真正的“婚姻”，也就是这种结合的结果。
那什么是不同于“角色存在-关系存在”的“自己-自身”呢？我们认为，所谓“自己-自身”，便是“悬置”起一切关系、角色之后的“剩余者”。“他”在家里，对妻子来说是“丈夫”，对孩子而言是“父亲”，在公司里，对下属来说是“上司”，对老板而言是“职工”，在社会上则是“公民”，等等。“他”有不同的“角色”，处在不同的“关系”中，这种“角色-关系”还可以同时并存，比如一家三口吃晚饭，“他”便既是“丈夫”又是“父亲”。不过，“他”有再多的“角色”需要扮演，有再多的“关系”需要处理，“他”仍然是“他”，“他”具有“自身同一性”。无论“他”扮演什么“角色”，处在什么“关系”中，认识“他”的人都能一眼认出“他”。如果有一天，“他”在公司以“职员”的身份犯下了经济案件，警察去他家里，一样可以把“他”带走，“他”的妻子不能用犯罪的是白天在工作的“职员”，不是现在在家里的“丈夫”来声辩。“他”就是那个“繁华落尽”之后的“剩余者”。
虽说这篇文章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写，但毕竟不是哲学论文，我们在这里也就只能满足于对“自己-自身”做这些描述，而不能再具体分析了。
“爱”，是两个“自己-自身”之间的事情，它超越了世俗的“关系”，“门当户对”这种词在根本上与“爱”相背离。但我们不难想到，这个特点，似乎不是“爱”所独有，人世间真挚的亲情、友情似乎亦是如此。不错，遥想当年，伯牙子期在高山流水间，因琴声而互为“知音”，传为千古佳话。他们当然也是以“自己-自身”的存在方式来相遇照面，而与一切俗物俗事俗人无关。那么，“爱”与其他“纯粹”的感情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结合”二字。不论亲情还是友情，都（应该）止于让对方以“自己-自身”的方式出场，也就是让对方以“自由身”的方式存在。但是“爱”却不止于此，“爱”进一步意味着由“两个人”“结合”为“一个人”的努力。我们常说，“爱”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这句话里，“全身心”就我们这里的论述来说，可以理解为“自己-自身”、“自由存在”、“剩余者”等，而之后尚有“投入”一词。
所谓“投入”，即是相爱之人将“自己”“托付”给对方，同时又接受对方的“托付”。在这相互“投入-托付”中，两人不再以“自己-自身”的方式出场，但也绝非退回到“关系”中去，而是“结合”为“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你”全身心地“付出”，“我们”真心相爱，互为彼此的唯一而进入“共在”。从此，“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你”亦非从前之“你”，“你”“我”都得以在“共在”中“新生”。至此以后，世间万物的“意义”不再是对“我”呈现，也不再是对“你”呈现，而是对“我们”的“共在”呈现，“我们”有了一个“共在”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试着理解，爱人的离去为何总是显得“天崩地裂”，因为它确实就是“世界末日”。
不过，“两个人”毕竟还是“两个人”，所谓“共在”，也已经提示了是“二”，而非“一”。于是，两个人都或多或少仍在“自己-自身”的“位置”上。这也未见得是坏事。假如“你”“我”相爱之后，“你”完全放弃了“自我”，从此以“我”的是非为是非，以“我”的喜好为喜好，以“我”的爱恶为爱恶，那基本退回到封建的“从夫”原则了。因而，所谓“共在”，是“我”“在”，“你”也“在”，是为“共在”。既然“你”“我”都“在”而不能完全“合二为一”，则免不了“冲突-斗争”。“冲突-斗争”原本习见于各种人际关系中，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爱的冲突”最为激烈。“爱”而“冲突”，当需一番解释。相爱之人的“控制欲”总是较为强烈，“我”总是设法使“你”也成为“我”。假如“你”“我”不是爱人，而是路人，“你”当然可以奋起反抗。但这就是“爱”的“矛盾性”，“你”不可能完全成为“我”，“你”却偏偏自己也渴望与“我”“合二为一”，渴望而不可能，故非“激烈”不可。对“你”如此，于“我”亦然，“我们”都想“吸收”对方，又都想“融入”对方，而完全的“吸收-融入”又可望而不可即，可见其间的纠结程度了。
相爱之人总是渴望摆脱尘世间一切“相对”，而达到“绝对”，至于“永恒”。我们知道，对于“永恒”的追求，西方文化有它自己的处理方式，即凭借“上帝”之力，“爱情”也不例外。在接下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上帝”这一“绝对者”的力量，为“你”“我”的“共在”打开了神圣的维度，使“我们”的“爱”得以“永恒”。
当两个爱人在拥抱、亲吻和发生性关系时，他们渴望的不是肉体上的临时满足，在他们全身心地颤栗中，隐秘地向往着沉入无边的“永恒”。爱情不是生理的关系，瞬间满足之后的更严重的缺乏与更强烈的空虚，不是爱情的目标，爱情寻求的是永恒的“共在”和永久的满足。对“永恒”的向往，为“爱”打开了神圣的维度，使相爱之人与那“绝对者”同在。其实这一点并不是很难理解，当“我们”拥有真爱时，“我们”往往会感谢“姻缘”，感谢“造化”，感谢“上苍”，这也就是感谢那“绝对者”的“馈赠”。“我”“相信”，“你”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拥吻“你”，就是对“上帝”的“报答”。因为“你”，“我”看见了“上帝”。于是“我”才明白，所谓“共在”，原不只是“你”“我”的事，而当有“他”的存在。
我们看到，“爱”不仅超出了一切世俗功利的考虑，把“你”“我”从各种“角色-关系”中拯救出来，而且“爱”使人超越了“有限性”、“相对性”而与那唯一的“绝对者”“共在”。“爱”使人神圣。

有基督徒如是说，一切爱情都是对上帝的赞美。我想，我们虽无基督教文化背景，也当可理解一二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