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732年,狄勒纽斯才找到他所需的那每周一天来写他的史书。虽然狄勒纽斯也享受编写图览的工作,但他真正的热情在于低等植物。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他一边编写谢拉德的图览,一边期望某天能自由地投身于苔藓研究。1728年,谢拉德逝世后,狄勒纽斯的命运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谢拉德把他的书和植物留给了狄勒纽斯,还给了牛津大学一大笔钱,用于保留一个植物学的教授职位。在他的遗嘱中,他任命狄勒纽斯为第一位谢拉德教授。
1728年,狄勒纽斯搬到牛津,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在牛津,他前赞助人的弟弟詹姆斯·谢拉德(James Sherard)对狄勒纽斯表现得十分轻蔑,要求他停止研究苔藓、编撰图览,强迫他写一本关于埃尔特姆花园的书,即《埃尔特姆花园》(Hortus Elthamensis,1732)。为此,狄勒纽斯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苔藓史》(1741)中的内页插图。© AbeBook
写完《花园》一书后,狄勒纽斯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奉献给了苔藓研究,并于1741年出版了《苔藓史》(Historia Muscorum)。本书细致入微,全书厚度超过576页,包含85张整页插图,详细描述了661个低等植物的分类群,包括藓类、真菌、地衣、藻类、地钱、角钱和石松。他把藓类分为六个属:提灯藓属、灰藓属、金发藓属、真藓属、泥炭藓属和石松属,这些分类在今天仍然有用。
这本书虽是他的终身使命,在市场上却并不受欢迎。不久后,他着手为之编写删节本,认为如果降价出售人们也许就会想买了,但此时已有人先他一步。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皮埃尔·安东尼奥·米其利(Pier Antonio Micheli)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撰写了一本关于隐花植物的著作,内容详细,堪称该领域的开山定调之作。1747年,狄勒纽斯在牛津的家中因中风去世,至死,《苔藓史》的删节本也未曾出版。
狄勒纽斯的故事中最悲伤的部分在于,即使到了今天,他也只被泛泛地归为“英国苔藓学史上做出贡献的大陆植物学家之一”。无论是在他的祖国德国,还是在他生活和埋葬的英格兰,他都未曾受到人们的敬仰。他的命运即是移民的命运。
狄勒纽斯对我而言本是个陌生人,但我一了解他就倏然生出股亲切,后来他便成了我的友人。在我沿着泰晤士河散步的时候,我把他那令人惊叹的插图带在手边,还在他的陪伴下学会了区分金发藓和提灯藓。
我从来都很喜欢凝视树木,聆听林地的风声,可若想注意苔藓,我需要有意识地对思维和感官做重定向。苔藓不会扑向你,它不会像松针或橡树的枝条那样吸引你;即使它看上去很奇妙,它也无法吸引你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的细节。我想知道为什么像狄勒纽斯这样的人,像他这样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移民,会把所有的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在我们倾向于忽视的植物上?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忍不住想列举几个原因:科学世界观的兴起、殖民主义、对植物和人类世界进行分类的冲动、1609年在吉森建起的植物园。这些可能都对,但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苔藓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呢?档案里永远缺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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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旁遮普邦一个被雨水浸透的小镇长大,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要趟过泥泞,挡住雨水,才能到达我家附近的街角商店。在雨季,当天顶倒下瓢泼大雨、降下隆隆惊雷的时候,我会和我的朋友们到社区公园里玩接球游戏。
我记得自己在长满“kai”的岩石上滑跤。我记得我们碰伤的屁股。一局比赛的时间里,我们会在“kai”上滑倒两次,有时是三次。在旁遮普语中,“kai”并不完全是苔藓的意思。我们并不根据低等植物的繁殖方式将它们分为“苔藓植物门”这样的类别。
阿育吠陀(印度北部的一种传统医疗体系)的古老文献,如《妙文本集》(Susruta Samhita)和《遮罗迦本集》(Caraka Samhita),根据植物的形状、质地、外观、药用性质和生长地,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别。尤其是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任何会让你滑倒、跌倒,或两者兼有的植物,都叫作“kai”。
在说到岩石上的海藻、地衣或滑溜溜的苔藓时,我们会用“pathar utte kai jammi hoyi hai”这个短语。这个短语至少有两层含义。粗略地说,它的意思是:“苔藓冻在了石头上”或是“苔藓从石头里诞生”。岩石之于苔藓,犹如土壤之于树木。我并不是要把事情浪漫化,但我怀疑,在旁遮普,刮苔藓、卖苔藓的生意永远红火不起来。

© Rural Sprout
然而,在英国,苔藓被用于装饰家宅、机场和酒店。泥炭藓(sphaghum moss)也叫泥炭苔或沼泽藓,它被用来提高花园的生产力;它的栖息地是稀有野生动物和碳储备的家园,但它在园艺中的用途大得惊人。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迷宫里,旁遮普邦主要是一个农业实验和开采(而非消费)的场所。
但我想知道,除此之外,语言是否在这些对待苔藓的迥异态度的形成中发挥过作用?
在英语中,苔藓要“如地毯铺满”一座花园。嵌入这种语言的思想是:苔藓是一种装饰,是自然界的美丽补充。“如地毯铺满”(carpet)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arpere”,意思是“拉成碎片”。要铺满什么东西,就是要拉开、盖上,盖上、拉开,这两个动作决定了苔藓的命运。

摄于苏格兰的冰岛苔藓,© 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在狄勒纽斯逝世后的几个世纪里,苔藓从世界各地被拉出来盖住其他世界。殖民者们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攫取和剥削了原住民、外国的土地和生态系统。帕特里夏·法拉(Patricia Fara)和扎希尔·巴伯(Zaheer Baber)等科学史学家已经证明,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等英国和欧洲科学家的植物学远征帮助巩固了英国的帝国权力。植物学家陪同殖民地官员在世界各地进行远征,通过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采集活动,获得了与经济和文化相关的植物学和农业知识。
18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第三位谢拉德植物学教授约翰·西布索普(John Sibthorp)前往希腊和今天的土耳其观察并收集地衣。1795年4月,西布索普前往卡达穆拉(Cardamoula,今希腊卡达米利[Kardamyli])。评价这段旅程时,他写道:“人类的本性似乎在此处恢复了它直立的形态;我们不再看到希腊人被土耳其人征服时那一望即知的身与心的奴性。”
这是一个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时代,谢拉德植物学教授们也不例外。现代植物学及其近乎延伸至全球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殖民主义提供的机会。
对植物的科学采集或提取,和对人民的征服同时发生,这意味着殖民者触到了每一个人。1744年,就在狄勒纽斯去世前几年,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首次触及印度,可以说这决定了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历程。等到1794年,西布索普在这年写就了《牛津植物志》(Flora Oxoniensis),它是我们如今拥有的对牛津郡植物群最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站稳了脚跟。
现代的苔藓接触史是精英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当我行于牛津,触到古老墙壁、鹅卵石街道和被大门围抱的学院内的苔藓时,我意识到触摸苔藓从来不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在19世纪的英国,有许多工人阶级的植物学家,他们有男有女,在完成长时间的繁重工作之后,通过在酒吧里背诵植物的拉丁名字自学植物学。但是在公共场所研究植物学的想法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完全是可耻和恐怖的。尽管工人植物学在曼彻斯特和兰开夏广泛流传,但它没能藉由牛津的尖顶登上大雅之堂。
在英国的殖民地,殖民主义把触摸变成了一种特权。虽然殖民者雇用原住民代替他们完成触摸的动作,但他们保留了了解“本地人”所触之物的权利:苔藓和超越人类的世界。他们也否定了任何人类可能对非人类产生的情感和感情。
一株植物变成了需要仔细观察的对象。一片苔藓只不过是一块需要刮擦和检查的地毯。你触摸苔藓,把它带回家,在大学的新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结构。
你触碰苔藓,却并不真正触摸它。

© Quark Science
再次触摸苔藓时,我不再觉得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自己被割裂了。不再有纯粹的触碰。无法再回归与自然之间不染污尘的关系。找不到苔藓节奏了。在我的指尖和苔藓的孢子体之间存在着数个世纪的剥削和攫取,而在它们的背后是人类的双手和太多人类的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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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会去看看自家附近的一棵白蜡树。在它的树干上,已经有两种苔藓开始生长:卵叶美喙藓和波叶仙鹤藓,后者是一种星形叶子的苔藓。我每隔一天就去摸摸它们,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它们、怎么谈它们。我想让苔藓告诉我它的故事。它安静、谦逊、平和,沉默不语。
思考触碰中是否存在任何救赎也许是件荒谬、甚至愚不可及的事。如果触摸本身作为一种主体间的感知已经变得腐败,我们这永远在触及他者的身体和自我该何去何从?
我想推翻这种阐释。因为在触碰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触碰:人类触碰他者的能力,及其存在性的、不稳定的、多肉的本质。就是那种让狄勒纽斯在牛津诸事不顺时仍能充满活力的触碰。1790年,在一本英国植物学史中,作家理查德·普尔特尼(Richard Pulteney)称狄勒纽斯为“隐士”,一位与他通过信的人士则曾形容他“忙于画菌子”。忙于触摸大自然。
触摸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提醒,提醒人们身体内固有暴力。触摸让我们回到崎岖的过往。小时候,我经常和我的朋友们玩“碰一下就跑”的游戏,整个游戏的前提是一个人追着其他人,试图去碰他们。你必须在全力冲向你的朋友和用你热切的手伤到他们之间抓住那个很微妙的度。那并不容易,我们受了一些伤,但也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只有在不伤到任何人的情况下,你的触摸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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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碰是一只小心翼翼的手。触摸的血肉感将我们暴露给他者——人类和非人类,但也包括我们自身。梅洛-庞蒂认为,触摸的行为构成了被感知者和感知者。在触摸非人类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入这个世界,每一次我都必须让自己重新融回到触摸之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