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俄国公社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条件

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就是：使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只要采取现成的东西就行了。对于保存（通过发展公社）俄国公社有利的情况是：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始终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引入农业以前，共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

由此可见，由于俄国农村公社不同于较古类型的公社的特种，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所以，俄国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

第四，俄国公社的两重性，又决定了俄国存在两种前途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

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不说，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因素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相关的许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第五，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的前途

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的条件是：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ZF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将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

因此，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第六，私人所有制战胜集体所有的因素的前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