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招学生看什么？

黄益平

暑假一过，我们院里许多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的同学便纷纷开始寻找导师。而老师们也开始考虑接受新的学生。有意思的是，这个双向选择其实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学生在学校已经呆了一年，不过大多数时间都在经受课程的煎熬，还要准备资格考试，因此其实并没有很多时间去了解各位老师的专业方向、研究偏好和个人性格等等。老师对学生的了解就更少，这样只能在非常有限的信息的情况下作决定。当然，在我们院里选学生，其实风险也不大。我们选拔研究生过程非常严格，能够进来的自然个个都是优秀的人才。

不过对我来说，控制学生的数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其实学习阶段主要是积累一些研究、工作和交流方面的经验，一旦毕业就能够独立发展。导师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些机会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参与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开始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但我认为博士毕业前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文章的规定，非常无聊），等等。但这些事情是非常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我自己其他活动又比较多，能力也有限，因此只能控制学生人数。我经常跟学生们开玩笑：我们的上限就是一桌的人，超过一桌，吃饭我请不起，研究也指导不过来了。

导师究竟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天下有多少个导师，就有多少种做法。现在有些学生将导师称作老板，说实话我很不习惯。但后来我发现，许多师生之间确实存在雇佣关系，尤其是一些老师单纯地将学生当廉价劳动力，闹得学生们意见很大，却敢怒不敢言，这个非常糟糕。不过回过来想，我自己也经常剥削学生的时间，比如请他们买个电话卡、到机场接个人什么的。另外，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当老师便要‘为人师表’，要从各个方面为学生作出榜样。这个我也不太认同，我认为老师其实就是比学生多一些经验和知识，因此他们的主要功能应该是传递知识。有些老师成为学生的人生楷模或导师，但大多数老师不会，这样要求老师其实对他们也不公平。孔子是圣人，但两千多年也才出了这么一位么。

当然，老师和学生之间要真正成为朋友也难，起码是在学生毕业以前很困难，毕竟这个关系不是完全对等的。但我很喜欢以前我和我的导师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都是直接以名字相称，感觉大家在一起比较平等。但我的导师在各方面对学生还是非常关照的，等到毕业以后便成为了终生的朋友。也许，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我导师那样的导师。平等很重要，这样大家相处才没有太多负担，反而容易留下一些愉快的记忆。我有时候与学生们一起吃饭、打球，很开心，从来不特意掩盖我的缺点和毛病。如果学生们将我看成人生楷模，我只能选择尽量不与他们在一起玩了。

我招博士生究竟看什么？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其实这些是完全透明的，因为我的学生们都非常清楚这些条件。第一，数学和计量方法学得好，并且能够熟练应用，要求就是能直接上手分析问题；第二，英语能力强，能写论文、能做学术交流，我觉得只是对未来经济学者的基本要求；第三，热爱对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当然我也可以再加几条，比如经济学功底好，工作努力，具有团队精神，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前面三条。这样大致可以看出我的偏好，就是要培养动手能力强、对实际经济问题有感性认识、并且能到国际上交流的专家。至于以后学生会做什么：学者、官员还是投资银行家，我真的是一点看法都没有。

反过来看，学生如何找导师，成功率才会高一些？首先我们要明白导师选学生难在哪儿？难在信息不充分，如果学生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成功率自然会提高。解决的一条途径是了解一些老师的研究，这样谈话时知道老师的兴奋点在哪儿，不过切忌对老师的工作肆意拔高，毕竟老师已经是成人，好话尽管爱听，但想来判断能力还是有的。有些学生跟老师一起做过课题或者调研，相信成功率就会高一些。毕竟老师也是人，凡是人都是有感情的。另外，‘先行者优势’也确实存在，每个老师能招的学生有限，如果老师已经选定了学生，再改变或增加就很困难。因此如果学生明确想找哪位老师，确实应该尽早动手。

我发现许多学生找导师，喜欢找有名的教授，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教授。在国外也有这样的现象，但可能没有我们这么严重。导师有名，也许以后对找工作有帮助；导师是领导，能够动用的资源就比较多一些；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不过凡是出了名的和担任了领导职务的教授，大多数是研究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反而是那些刚刚从海外著名大学归来的年轻教授，正处在研究的上升期，还停在学科的最前沿。其实请他们做导师是最好的选择，那些老师也有更多的时间提供帮助。而且随着老师的成熟和成名，以后的助益就会越来越明显。再说年轻尚未成名时结下的友谊那是更为可贵的。

最后说明一下，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绝对算不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特别是我真正做老师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对校园生活还在重新了解和熟悉。我把这些说出来，也许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但我是这样做的，并不表明其他老师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如果照此实施却没有成功，不要怪我事先没有提醒，当然我非常欢迎任何反馈意见。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