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修订生乳的质量标准，将每毫升细菌总数的上限，从50万个大幅度提高到200万个，并将蛋白质含量的下限，从每百克2.95克降低到2.8克。消息传出，骂声一片。在中国奶协召开的“南方巴氏鲜奶发展论坛”上，素有中国乳业“大炮”之称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对记者表示，中国乳业行业标准是全球最差标准。

　　但也有人对此次生乳质量标准的下调叫好。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称，降低硬性的质量标准，既有助于降低厂商掺假的积极性，也不妨碍有能力的厂商去提高产品质量。这是ZF管治理念的进步。

　　在接受凤凰网的访谈时，薛兆丰把奶农实际生产能力与牛奶标准之间的差距归为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薛兆丰举例说，“加三聚氰胺是下毒，而且是要花钱的，为什么那些人要花钱买这个东西放下去呢，这么折腾是为什么？原因就是要达到标准。通过骗的方式达到一个本来达不到的标准。如果标准比较低的话，只要如实反映，表明这个奶蛋白质含量就是低的，就是比较稀的，价格便宜。就不需要再如此折腾。这样的奶喝下去，虽然营养不够，但还不至于中毒。”

　　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的文章《何谓优质》中，薛兆丰引用了弗里德曼的一个典故。有人问弗里德曼，汽车油箱旁边加一块挡板会使汽车更加安全，但汽车厂商为了节省成本不去添置那块挡板，算不算厂商无良导致市场失败？弗里德曼则举例说明，既然你不肯为了安全去驾驶贵重的坦克，就说明你也在“成本”和“生命”之间权衡，否认了“生命无价”的说法，厂商不添置挡板也是合理的选择。

　　薛兆丰拿汽车挡板与牛奶标准来类比，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汽车有没有添置挡板，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牛奶是否符合质量标准、是否含有毒添加剂，则需要复杂的检测。而且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更为慎重一些，甚至可以花一些成本对汽车的质量做检查。牛奶属于快速消费品，一般消费者负担不起检测其质量的成本。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简单地因为食品标准过高或过低，而是这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判断食品中是否含有毒添加剂，或者判断成本太高。内地多家厂商牵连到三井氰胺事件中，很多内地妈妈到海外、香港抢购奶粉，一度导致澳洲、香港奶粉供不应求。这说明并不是消费者买不起高价的奶粉，但市场上却没有让人放心的奶粉供应，或者，即使内地市场上有好的奶粉，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能把这些放心奶粉识别出来。

　　把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归结为食品标准太高，是不切实际的逻辑。不知道我国对食用油规定了什么样的高标准，以至于不得不使用地沟油来“达标”？又对猪肉规定了什么标准，以至于商家“研制”出瘦肉精？又对馒头规定了什么标准，以至于要在馒头上涂染色剂？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食品标准过高。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厂家就有造假以牟取超额利润的冲动。这个时候，ZF的责任不是降低食品标准以使有毒食品达标，而应该加强监管，严格惩治食品掺假造假行为。单个消费者无法负担检测食品安全的成本，监管部门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