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群体需要忏悔！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媒体就中国企业家的“原罪”争论不休，其实这是个伪问题。这倒不是同意钟伟先生痛斥的“恶法”之说，也不是赞同赵晓先生认为的那一观点--产生“问题富豪”是因为“问题环境”、“问题政府”、“问题制度”；而是从整体上说，中国企业家根本不是一个圣洁的群体！

受人尊重的柳传志坦言自己曾赖过账、走过私；受人尊重的刘积仁检讨自己向客户卖过根本没用的软件；同样受人尊重的刘永好忏悔自己的部下以次充好、赚过500万元昧心钱。目前在中国企业界具有道德号召力的领袖级人物尚且如此，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中有几人敢像富豪杨卓舒先生那样宣称自己是“阳光富豪”？不过，杨氏短短10年的发家致富简直如天上掉馅饼一样，顺畅得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不知为什么，“阳光人物”却拒绝披露自己纳税的详细情况。在IT大潮中凭技术和胆识发家的富人们应该是受人尊重的吧，但据《中国企业家》报道说，一些网站上充斥着大量的黄色垃圾，如果真按刑法量刑，一些门户网站的CEO们恐怕就要被判上个十年八年的。一位我至今仍十分敬重的国企老板几年前曾坦率地告诉我说他有“小金库”，“诸时健真傻，连假账都不会做。如果一切都按文件、规矩、章程办，在中国就没法搞企业。”

的确，人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无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不能把一切过失都算在企业家个人头上，但是绝不能把一切罪孽都推到社会环境上。发家致富有各种途径，对于那些以过人的敏锐、胆识和勇气，冲破政策桎梏和体制枷锁，以“投机倒把”或“违规上马”而致富的人们，不仅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大加褒扬，因为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为社会作出贡献，而且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实在是功不可没。对于那些以先进的技术形成一定时期内的自然垄断，或利用合理规则从事“金融游戏”而发家的人们，更不存在什么“原罪”。可是，在中国如此干干净净致富发家的人实在不多。有很多人是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强取豪夺积累财富的，这就根本不能归咎于“问题环境”了，而是公开或隐蔽地掠夺，在哪种制度、哪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的；至于暗箱操作、行贿收买、走私偷税，更是为善良的人类所不齿，根本不是什么“政府”和“制度”的原因，根本用不着讨论有没有“原罪”问题。

我国古代圣贤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生来本是一心向善的，只是由于后天和社会的原因，一些人才逐渐变恶的，所以必须“修身”。而西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是，人生来都是带有“原罪”的，如想得到来世的安宁，就必须在尘世中“赎罪”（这种“赎罪”，包括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所说的，以勤俭进取的精神取得和积累财富）；而且人生来的就是恶的，就是弱肉强食的，必须有绝大多数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社会契约和规则来制约人性中的“恶”，这其中更多的是靠强制性的法律制约。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并不应该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企业却是生来就与“罪”同行的。

这是因为，在农耕文化的民族心理和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急剧转型的“非人格交易”时期，我们传统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道德信念“礼崩乐坏”了，必需的法律制度建设又相对滞后，整个社会缺乏制约，而且人们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宗教的敬畏感，于是似乎出现了全社会的“道德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说中国缺乏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社会资本——诚信，看来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当时不这样做，就活不下去”，这似乎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挡箭牌。但是你是活下来了，而且成为了大富豪，但你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你蔑视了法律的尊严，你抛弃了道德的底线，你丧失了人性的良知！这“原罪”的烙印是抹不掉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然，人们不能要求企业家成为没有缺点的完人；而且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来说，做道德“完人”恐怕就搞不成企业。一个有志向、欲成一番大事的企业家，其或多或少的“违规”可能是必然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原罪”，而在于“赎罪”；而赎罪的前提是忏悔。柳传志、刘积仁、刘永好们的坦诚，不仅没有影响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反倒映托出他们人性的光辉。他们还会赖账走私、以次充好吗？恐怕不会。忏悔，是向善的关键一步。他们将会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为民众积德积善，从而也取得了全社会的信任。

但是像柳传志、刘积仁、刘永好这样坦诚的企业家实在是太少了。的确有一批发了大财的企业家一贯是低调的，但众多的企业家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大讲特讲他们自己“光荣”的发家史；而且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一些带有“原罪”、完成了血腥般原始积累的企业家，不仅没有忏悔进而赎罪的意愿，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地靠行贿腐蚀、权钱交易等手段强取豪夺，依然滚雪球般地掠夺社会财富。这些不断在增添新的“本罪”的人们，反倒指责人们对他们的质疑是“仇富”，企图使自己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财富合法化，甚至利用媒体给自己披上一件圣洁的外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富豪们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弱势吗？就金钱和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来说，他们是一个极强势的群体；但他们的确弱，弱在道德上，弱在社会正义的天平上。

余杰的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在全社会引起了轰动。其实，不忏悔的，岂止是几个作家？提起给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深恶痛绝，可除了巴金老人，有几个人深刻地忏悔自己在那场“大革命”中的表现？尽管我们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但仅仅是“内省”而已；在我们民族的意识深处，缺乏一种忏悔的情结。在当代，以风光无限的企业家群体为最甚，“英雄不问来路”，似乎成为他们最好的挡箭牌。

当然，我们讲“原罪”，讲“赎罪”，并不是要均贫富，并不是要大锅饭，也不是要企业家个个都成为慈善家而把财产都捐给社会；只是期望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新创业的人们不再有“原罪”，已经富有的人们不再犯“本罪”，使企业家这个强势群体（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真正能受到社会的尊重，真正能成为社会的中坚，而不是财产的巨人、道德的侏儒。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受到保护，光明正大地创造财富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中国能有几个几十个盖茨和索罗斯那样的世界级巨富，其综合国力一定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的企业家们，忏悔吧！这是第一步，如果你想道德自救的话。虽然，道德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