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看了张宇燕老师的两篇文章，一篇讲述欧洲为什么能够在16-18世纪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另一篇主要分析同时代的明朝，两者初始条件差不多，但最终的差异如此之大。其实，这是经济史上的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即“李约瑟之谜”。

      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阐述了一个基本想法：一个偶然的外生事件，地理大发现导致的美洲金银大量输入欧洲，货币的大量供给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这其中，物价上涨导致产业工人工资下降，地租下降，传统的靠地租获取收入的贵族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两者力量分化和此消彼长。阶级分化导致了制度创新进而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增长。这其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包括对谁的私有产权的保护，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建立。

      张宇燕老师后来后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是对诺斯的产权理论的修正，即“非中性产权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产权保护的对象对经济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后来沿着这个思路，张宇燕老师尝试去解释明朝以及后来没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明朝通过对外贸易，积累了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也具有初始的外生冲击。然而，商人们通过选择通过官僚的庇护来保护私有财产，这种方式可以是自己培养科举取士的官员，或者是收买官员等。

         但是，个人行动并没有导致集体行动。同时代的欧洲，阶级分化导致了商人大量进入国家议会，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护本阶级的财产安全。而明朝的商人只有个体的单独行动，导致了集体的“囚徒困境”。然而，明朝的商人为什么不像欧洲的商人那样也进入“议会”呢？这里的一个明显差异，张宇燕老师“似乎”没有看到，即同时期的欧洲国家都有限制王权的革命，而当时的中国，王权势力强大。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王权势力强大呢？好像有学者从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来解释，像中国这种大河文明，由于需要治水，所以发展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