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借？

调查至此，担保公司参与高利贷的路径图已经揭开大半。他们承诺“存款户”那么高的收益率，这笔钱，自己该怎么加倍赚回来呢？这就涉及到高利贷链条上的另一个最大的风险话题：谁在借高利贷？实到底是体经济中哪个部分，对资金如此渴求？

惯常的逻辑是，在宏调形势下，中小企业贷款难，高利贷的出现天然对接了资金缺口。但根据记者的调查，中国当下的“高利贷图谱”，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甚至从这里，我们能一窥中国经济整盘危局。

中小企业贷款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是一个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纠结无解的难题。银根紧，拿不到贷款。银根不紧，他们也一样拿不到贷款。

比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调研报告就从侧面印证：尽管今年以来中小企融资难的叫苦声起彼伏，但其信贷总量减少有限，比例甚至稳中有增。只不过该所因此得出的结论颇令人愕然：中小企业并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那么高利贷，为何在今年如此艳帜高张？

揭开这个答案，不得不提起近来最受民众诟病的话题——高铁。

自2008年国家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后，高速铁路建设全面展开。根据广发证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高铁已投产线路有13条，投入了5898亿元，而在建线路尚有26条，待建线路有23条。在建线路总共需要再投入8491亿元资金。

如此高昂的费用，能否依靠国家投资？

答案是：否！

那么钱从何来？

根据中信证券分析师张宏波的报告，高铁建设展开后，高度依赖贷款和债券融资。

“国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在前两年上得非常多。比方四川农行，这种贷款占了40%-50%，比例相当高，都是2009年和2010年大呼隆的时候上的。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四川这种地方，修一条打通秦岭的高速公路已经很难了，现在又要修一条打通秦岭的高速铁路。这种项目单靠国家投资是不可能的，国家没有这么多钱在全国各地都建高铁。但是银行又愿意承担这种贷款。为什么？因为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地方政府操盘的。由于前两年房地产市场非常活跃，地方政府有的是拿土地直接抵押给银行，或者变相指出一块土地，将来可以由银行开发。再往深里调查，有的有抵押担保，有的没抵押担保，有的就是政府一拍板，这事就这么办了！”

从国家战略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但用贷款来建，这就麻烦了。

“关键这种项目不是一个两个。四川同时开工的，从西安到成都的高铁，从成都到重庆的高铁，都要求在一两年之内完工，到现在都建设了70%。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没钱了！”

就在何志成考察之时，当地政府就专门找各家银行紧急开会磋商此事。

“从2009年下半年开工，到2010年用款进度是20%-30%，2011年的用款进度是40%-50%，今年正是用款大头。但是银行给了三分之一不给了，因为现在各家银行都没钱了。不是没有存款了，而是存款准备金率都高达21.5%了！”

什么叫存款准备金？就是各家银行都要把存款总额中的21.5%，拿出来存放在央行。

为了应对央行每月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带来的巨大压力，银行间拉存款的竞争日益白热化，部分银行行长都在亲自出马。温州一位支行行长，为了高息揽储，竟然把短信群发给客户，成为第一位因此而被就地免职的行长。

现在资金紧张严重到什么程度？

何志成透露，5月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两次几家像农行这样的国有大型银行无钱付每天的清算汇差。到6月份，尤其月底，所得税又要划走一大块钱。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在6月30日之前，各家银行的存款大战打得轰轰烈烈，折射出当前整个银行体系内的资金非常紧缺。

而银行不肯再给钱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地已根据国务院要求全面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工作，银行不允许再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而那些高铁、高速公路项目，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担保的，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脱不开关系，一分钱不许贷的话就得把它给撂那了。

没钱怎么办？

老何专门去问了一下，答案是：没钱也得干！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GDP增速高居不下，因为这些项目还在热火朝天！

可是，没有钱怎么干？

答案很简单：拖欠！

“该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不给了。该给拆迁户的钱，不给了。该给施工队的工程款，不给了，预定的材料，该付钱了，不付了。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局面。现在是国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没钱了，这才是导致中小企业没钱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的中小企业，并非铁板一块。

何志成此番四川考察发现了一个平常不被提及的重要现象，在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从出生以来，根本就得不到银行贷款，它们是靠国有企业的工程预付款和采购预付款生存。

比如重庆到成都的高速铁路，本身并没有什么工人，都是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劳工支持。钢材，也是大部分通过民营企业去采购。

现在国企拖欠民营的钢材供应商，民企就拖欠钢厂，一层一层往下传递。据北京晚报7月26日报道，京沪高铁已经开通近一个月，但“欠款”风波一直未停歇。京沪高铁廊坊段的总承包商中铁十七局四工区和五工区，依然没有结清个体分包商的欠款。

“由于国企拖欠，谁都放心，整个问题暂时还没有暴露，但原材料采购款3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该付了还不付，那么下一个周期谁还给你发货呢？国家规定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最迟到年底，就必须结清让人家回家过年。”何志成认为，这种“稳定”的局面也就只能再维持一两个月。

如果说在以前，企业借高利贷是为了扩张。或者已经拿到高额利润的订单，借些高利贷临时周转一下。那么这次他在调查中发现，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接近断裂，借的都是“保命钱”。

“现在借高利贷的就是在赌政策，相信未来两三个月，宏观调控会出现变化，银行开闸放水，国有企业能拿到足够的贷款偿付欠款。所以当国企欠我工程款1000万答应下月给的时候，我敢借200万临时顶一下。一旦宏调未来再紧几个月，国企贷不着钱，也没有余力给它钱，那么这个高利贷，就要真的夺命了。”

赌政策，导致中国高利贷市场的利率曲线呈现出非常奇怪的变化：在宏观经济环境处于升温状态时，它的利率水平随着经济的升温而往上走。但宏观经济降温的时候，它还是往上走。

老何认为这说明了一个经济学理论：“黑市利率水平既能反映宏观经济的冷热程度，也能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风险程度。年息60%-100%，说明宏观经济环境的风险已经极大。”

而江浙和珠三角一带，又是另一番光景。

当地中小企业以制造业、出口加工为主，贷款环境相对较好。但在今年宏观调控以来，直接针对它们的贷款是压缩的，企业上演了胜利大逃亡。

今年3—4月份，何志成到浙江考察，发现以前做制造业的都不干了。政府不允许破产，他们就放几个工人在那里装门面。“他们头脑灵着呢，我给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制造业做不下去了，转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不下去了，转做金融；金融做不下去了，转做高利贷。’现在浙江的中小企业，都在玩高利贷，黑市利率越来越高！”

据说这些民企老板玩的段位非常高，可以直接从海外以5%、6%、10%的低息拿到贷款，转手高息放出去。40%是底线，60%为正常要价。

“在香港，从前人民币存款只有零点几的利息。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香港规定每人每天可以买5万人民币，现在各银行人民币存款的额度已经到5600多个亿，成几倍的增长。这些大量增长的存款怎么办？通过地下金融回流。现在江浙企业的老板都跑香港干这活去了，香港那边的钱回流大陆暗流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