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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分析 | |
| ——基于DSCE模型的数值模拟（上） | |
2011-8-16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BGG）的DSGE模型，选取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采用Bayes技术估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税收增加对总产量和消费产生负效应，对投资产生正效应；政府支出的效应大于减税的效应。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有效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实施。
关键词：DSGE模型，财政政策，动态效应，Bayes估计
一、引言
关于财政政策的作用，经济学家之间一直有较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并反对持续使用。Ramey（2009）[1]基于新古典经济模型和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张延（2010）[2]通过对1952—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年度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名义利率有同期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投资有同期的、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同期的、显著的“挤出效应”。周其仁（2010）[3]认为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体制改革共同组合，中国才有可靠的经济增长。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的增长。Pietro Cova， Massimiliano Pisani&Alessandro Rebucci（2010）[4]构建了一个多国的新凯恩斯的DSGE模型，研究2009－201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同时研究中国积极的财政刺激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积极的财政刺激使这两年的GDP分别增长3.1%和2.7%，其中政府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大于减税的效应。厉以宁（2010）[5]认为政府不能轻易从积极财政政策中退出，否则会导致通货紧缩等一系列的问题。林毅夫（2009）[6]认为现在政策不能马上退出，否则需求马上不足，失业马上增加，主张下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继续，货币政策可以转向稍微稳健一点。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DSGE模型。由于VAR方法缺乏经济理论基础、对数据依赖程度高，受到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相对于VAR模型，DSGE方法不仅对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决策方式及各经济主体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清晰的描述，而且对经济的长期均衡状态及短期的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既保证了宏观和微观分析一致性，又使长期与短期分析得到了有机的结合。DSGE模型的结构性特点使其能够避免卢卡斯批判，从而在政策分析和评价中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而分析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持续性。从实证的角度，本文主要参照Lawrence Christiano[7]，Massimo Rostagno & Roberto Motto（2002，2010）[8]的模型（简称CMR模型）和Jesús Fernández Villaverde（2010）[9]的模型并进行改进，得到一个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带有“金融加速器”（BGG）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使用中国经济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对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一定认识，并对财政政策未来的走向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的、可以反复使用的DSGE模型，将其应用于财政政策效应的分析和预测，具体考察政府支出及各种税率对经济冲击的动态效应。目前国内基于DSGE分析框架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大多都是关注货币政策效果（刘斌，2008）[10]，对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的研究较少。王文甫和朱宝华（2010）[11]基于此框架下讨论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但是并没有涉及到税收等政策工具，也没有加入金融摩擦等冲击。王文甫（2010）[12]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研究了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主要讨论了政府支出和平均税率的效应，也没有具体到各种税率。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空间。第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澄清近期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争论，对于应对危机的措施尝试提出一些见解和政策建议，这使得本文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二、DSGE模型的基本结构
本文的理论模型的设定主要基于CMR（2002，2010）的模型（简称CMR模型）和Jesús Fernández Villaverde（2010）的模型，并对其进行改进。模型中包含七个部门的经济主体：家庭、最终品生产厂商、中间品生产厂商、资本品生产厂商、企业家、商业银行和实施财政及货币政策的政府（该部分只给出模型的简单构造，详细的最优化条件推导可向作者索取）。 （一）家庭 经济中存在无穷同质且无限存在的家庭，总测度为1，j表示第j个家庭，其中j∈（0，1）。工资调整方式采用Calvo（1983）[13]的方式决定。由于家庭面对能否最优化工资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并不相同，从而家庭的消费和资产持有也不相同，因此，沿循Christopher J. Erceg，Dale W. Henderson & Andrew T. Levin（2000）[14]引入状态应变性证券保证均衡时所有家庭的消费和资产组合都是一样的。第j个家庭的偏好是：
是预期算子；Ct代表t时期的消费；hjt代表t时期的工作时间；τc是消费税率；ξc，t是对t时期偏好的外生冲击；Vt对应流动性偏好；ξt＋1是对劳动供给的外生冲击；ΨL是标准化常数，代表了工作带来的成本；1/σL是劳动跨期替代弹性；Mt代表现金；
代表家庭活期存款；
表示家庭的定期存款；xt表示短期可转让证券对其他财产的冲击；函数H表示家庭调整货币财产的成本，H函数是凸的，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它的值会趋向于真实货币增长率的稳态值。 （二）最终品生产厂商 最终品Yt是由完全竞争的代表性厂商生产的，通过将一单位连续的中间品进行Dixit－Stiglitz加总得到： 
是中间品生产的固定成本，用外生变量
标准化是为了保证随着产出增长固定成本相对于产出的比例不会趋向于0。 中间品生产厂商的最优化决策由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两部分组成。厂商在以上技术和投入品价格约束下最小化生产成本： 
t－1表示资本服务。下面解决厂商利润最大化问题，也是中间产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这里采用Calvo粘性价格。在每个时期t，中间品厂商有比例为1－ξp厂商可以最优化它们的价格。由于1－ξp不随时间变化，价格是Calvo粘性，因此，不需要考察上次最优化价格在哪一期。 （四）资本品生产者 我们假设代表性的资本品生产者是竞争性的。因为存在调整成本，资本生产者的最优化问题是动态的： 
表示t时期厂商的利润，λt＋j是家庭预算约束中厂商利润的乘数，表示一单位货币的效用值，对所有的家庭都是相同的。 （五）企业家 企业家从事的活动有：从银行贷款；从资本生产者那里购买新资本；决定资本利用率；出租资本；将折旧后的资本卖给资本生产者；偿还债务。由此企业家的最优化行为包括四个均衡条件：资本利用率最优条件、标准债务合约的最优条件、银行零利润条件和企业家净值的演化方程。 1.资本利用率最优条件 在t期期末，企业家利用净值Nt和银行贷款Bt从资本品生产者那里购买安装资本
t。企业家经历异质性的生产率冲击ω，购买的资本
t转换为ωt＋1
t，这里ωt＋1是均值为1，对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同时，ωt＋1的分布函数可以写作Pr[ω≤x]=F（X）。log（ωt＋1）的方差是
，表示企业家风险，也就说企业家从银行贷款时只知道
实现值，不知道ωt＋1的实现值。企业家观察到第t＋1期冲击后决定资本利用率ut＋1并向竞争性市场出租资本，每单位资本服务出租率为
，更高的资本利用率会带来更高的成本，所以企业家要考虑资本服务的使用成本
。这里，
是扰动资本使用成本的随机过程，其均值为1，CMR（2010）将其看作石油价格冲击。a（ut＋1）是凸的增函数，表明资本存量使用越密集，以投资品度量的使用成本也就越高。 在t＋1期，企业家选择ut＋1实现最大化：
可以得到：
=
，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取决于资本租金
和石油价格冲击
。 2.银行零利润条件 沿循Bernanke， Gertler， Gilchrist（1999，以下简称BGG）[15]的方法，金融市场摩擦使得无抵押的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昂贵。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银行对于不同的借款者，将会视其资信状况、抵押担保情况等进行选择并制定出不同的贷款利率水平，也就是说，借款者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成本存在着差异，即存在着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这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理论”。BGG模型把平均的外部融资溢价定义为
，当不存在总体不确定性时，最优的合约是标准的债务合约。 企业家与银行订立的标准债务合约规定了对企业家的贷款数量Bt，以及贷款足够高的时候企业家偿还银行贷款利息Zt。在ωt＋1足够高的时候企业家偿还银行贷款利息Zt。那些小于临界值
t＋1的企业家将破产，将所有资产交给银行。
t＋1满足如下条件： 
3.标准债务合约的最优条件 
，假设
>Nt＋1，那么企业家需要从银行贷款融资Bt＋1，且Bt＋1=Q
t＋1－Nt＋1。企业家净值演变法则为： 
，上期企业家贷款的本息和（1＋
）Bt，期初从家庭得到的储备At和新创造的定期存款及别的金融证券
＋Tt。其中，
，左边是短期贷款，右边表示工资和资本融资，Ψ1，Ψk表示提前融资的工资和资本租金比例。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包括：给企业家的新贷款Bt＋1，对活期存款的本息支付（1＋
）Dt，定期存款的本息支付（1＋
），其他金融证券的本息（1＋
）Tt－1以及对劳动和资本服务的支出。所以，商业银行期末净资金来源为： 
和Tt－1也是给定的，商业银行选择
以实现Vt（Vt是t期末1－γt比例的企业家退出之前的企业家净值）最大化。 （七）资源约束 为了求出经济的总的资源约束，我们需要推导最终品总产出Yt、总资本Kt和家庭总劳动lt的关系，并且将其和中间品厂商生产的分布及家庭就业的分布联系起来。最终产品市场出清的条件为： 
是整个经济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真实总产出GDP的计算方程如下：GDPt=Gt＋Ct＋It/γtμγ，t。 （八）政府 CMR（2002，2010）模型的货币政策规则采用推广的Taylor规则形式。但是，中国银行间市场存在准入管制，这个利率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而且存贷款利率由于存在行政管制，也无法反映社会资金的机会成本。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用利率来识别货币政策是不合适的。这里采用的方法与Chari， Kehoe & Mcgrattan（2000）[16]和CEE（2005）[17]相近，用货币增长率变化来识别货币政策。我们先假设政府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控制基础货币实现的，政府在第t期末转移支付给家庭现金Xt，从而使得基础货币以
的方式演变。其中xt是基础货币的增长率。 政府通过政府总支出Gt和税收来实施财政政策，通过收税、发行债券以及发行货币来保持其预算平衡，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如下： 
是消费税税率，
是所得税税率，
是活期存款利息税税率，
是定期存款利息税税率，ct是实际消费，ωt是实际工资率，
是政府债券余额，Dt是活期存款余额，Tt是定期存款余额，Pt是总价格水平，
（也就是
）是生产率的增长趋势，
（也即μz）是劳动力的增长趋势，Mt是流通中的现金余额，Lumpt是政府对居民的名义转移支付。 三、DSGE模型的求解及参数的数值模拟
因为绝大部分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得到的行为方程和各个均衡条件是非线性的，所以，由此所构成的DSGE模型并不能直接利用数据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值。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模型变量的稳态值处进行泰勒展开，以得到线性化的DSGE模型。DSGE模型的先驱Kydland & Prescott（1982）[18]使用校准的方法，Blanchardy & Gali（2006）[19]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该方法。尽管校准法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是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个别参数的校准未必准确，而极大似然和Bayes方法可以提供观测数据的完全信息，从而较多的文献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的参数，Christensen&Dib（2008）[20]，Fernández Villaverde（2010）[9]等。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罗英 聂鹏 来源：《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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