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非数字化管理”和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

[12439]　(2011-08-15)

所谓数字管理，分为两个层面：首先ZF对实际问题从数量统计上进行精确把握，然后设立精确的数字化的政策目标，进行调控。这是由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的。

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矛盾

黄仁宇认为：中国社会和经济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即从传统的以直接控制为工具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一个建立在自由交换基础上的商品社会，或者叫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代商品社会的流通方式为C(商品)-M（货币）-C（商品）。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很少发生商品交换；但是现代商品社会中，货币就变成了一种制度，它成了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家和一些所谓的权贵资本家。随着他们掌控的资本越来越多，他们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这必然和中国强大的集权控制传统产生了矛盾。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充分确保资本的控制权利，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才能够顺利进行；而国家要调控经济就只能从总量上通过数字把握。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货币资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偶尔的对抗和更多的联合。在微观层面，对抗常常使得企业不能生存，所以更多的的企业只能联合国家权力；而这种联合后果更多的是所谓贪污寻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使得货币资本的权利不能够充分发挥，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和产出效率比较低下。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400多年，已经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国家调控手段：传统的国家权力对经济直接干预已经让位于基于数字的精确管理。不管是财政政策手段，还是货币政策手段，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在不断完善。这保证了资本权力充分的扩展和工业生产的充分开展，这正是西方经济的持续繁荣的基础。

数字管理的内容

所谓“数字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计数据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是管理目标必须用数字具体化。

就统计数据的真实可靠来说，这是国家政策决策的基础。如果数据有偏差，基于此制定的政策实施起来必然要出问题。同时，如果一个ZF的统计数据长期不真实，ZF的信用会容易丧失。民众不相信ZF那才是非常可怕的。可惜在现实和历史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统计数据常常存在扭曲。根据地方的利益，瞒报或者多报。如果是为了缴税，一般会少报；如果是为了升迁或者补贴，一般会多报。历史学家们在总结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成功的经验时认为：因为ZF重新丈量各地的土地，减少了土地的瞒报。可惜，即使到现在，因为地方ZF的瞒报，中国的耕地面积的准确数字还是一个谜？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管理目标不喜欢用数字来具体化。因为具体化常常使得政策的回旋余地很小，使得官员裁量权减少。而恰恰是这种政策目标的精确化才使得政策实施起来非常效率和效力。可惜，中国ZF在实施宏观调控的时候，经常喜欢使用一些比较含糊的词语，比如：适当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代替精确的数字化管理。古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样的政策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目下，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四个问题为：（1）通货膨胀；（2）房价泡沫；（3）地方债务危机；以及（4）“刘易斯”拐点。对于这四个经济问题，ZF在调控中都没有很好的应用精确化的数字化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传统的道德说教，或者非常模糊的语言。

数字管理和通货膨胀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国家最主要的宏观经济目标有5个：（1）稳定物价；（2）促进就业；（3）促进经济增长；（4）公平收入分配；以及（5）保证收支平衡。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ZF对民众收入的一种掠夺。如果通货膨胀不好好地控制，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产生动摇，所以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候，“稳定物价”尤其是中重中之重，促进经济增长势最不受重视的。

为了准确调控宏观经济，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货币当局，在1990年代明确或者不明确的都导入了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物价控制在这个目标下，才可以称之为“物价稳定（Stability）”,所以国家的政策目标就要控制通胀水平在这个目标之下。现在，明确导入通胀目标的国家包括：欧洲中央银行（ECB，负责欧洲17国的货币政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埃及，南非，冰岛，和巴西等。这些国家的通胀目标都设为2%。美联储虽然没有明确的导入通胀目标，但是大家认为它在政策制定的时候也存在隐含的通胀目标，这个目标也为2%。

至于中国，2011年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很多人认为这个数据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猪肉价格就上涨56.7%；而食品价格比一年前只上涨了14.8%; 这样的CPI数据和老百姓的感受显然是不吻合的，这就存在数字统计失真的可能。前面已经讲了，数据失真一方面使得准确的政策目标的制定失去依据；另一方面使得人民对ZF失去信任。人民不再相信ZF，这会进一步加大政策实施和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次，中央在设定物价政策目标和制定调控手段时，用词总是那么模糊。比如2011年关于稳定物价方面，中央的经济政策总是说：“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道德说教词汇。那什么为“稳定的物价水平”，什么为“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而言，那什么是“不稳定的物价水平”，什么又是“不稳健的货币政策”呢？这样的政策实施起来，怎么能够达到政策效果。由于没有明确的数字化的目标，地方和中央ZF实施起来当然没有参照，所以“通胀依旧”。

与此项对照的是，朱镕基总理任内在1998年明确提出了“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这样的政策目标。由于有明确的数字管理，政策实施起来非常明确和有效率，所以他任内物价稳定，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可惜，“政坛已无朱镕基，斯人从此成绝响”。

数字管理和房价泡沫

众所周知，中国房价泡沫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定时炸药。现在的房价已经超过了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导致了社会中的“不和谐”。因为中国的房屋已经脱离了它原本的居住功能，已经成了一种投机手段。各地大量的房屋空置。关于这么大的一个经济问题，要想顺利准确的调控，必须首先要准确知道它问题的严重性，然后设定准确的政策目标。

首先，中国究竟有多少空置房：包括面积和房子总数。市场上有很多猜测，但是ZF却一直没有公布准确数字。我只能以最好的善意来揣度ZF：ZF把握了空置房房的数据，只是没有公布。

其次，针对房价泡沫，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ZF必须要制定一个数字化的准确目标，来调控房价。可惜我们的ZF在政策中总是说：要坚决调控房价到“合理价位”。那什么是“合理价位”？100元一个平方；还是100万一个平方。或许，只有泡沫破灭前的那一瞬间的价格才是“合理价位”。在这样的模糊的政策目标下，房价一直飞涨到泡沫破灭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数字管理和地方债务危机

最近，地方债务危机开始初露端倪。国家在这个政策中也存在模糊管理。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地方ZF是不允许借债和担保的。在2008年中央ZF4万亿的刺激下，许多地方ZF成立了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担保从银行贷入了大量资金搞建设。现在很多地方债务问题逐步显现出来，2012年之后这个问题会更加严峻。在今后几年内，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持续高速发展，土地市场不再火热，地方债务必将成为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中央ZF在对地方ZF究竟欠了多少债也没有搞清楚。现在统计口径多头：央行为14.4万亿；审计署为10.7万亿；银监会为9.1万亿。最高的比最低的多5万亿。在总量数字都不能把握的情况下，怎么能制定精确的政策。所以，最多只能喊喊：要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如何控制我们不得而知了。不过，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到火烧眉毛的地步，等到了危机时候再说，这也是世界各国政策中的共通点；要不然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不会积重难返了。

数字管理和“刘易斯”拐点

改革开放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计划生育实施后的人口红利。据社科院蔡昉教授的研究，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概占经济总量的1/4到1/3。人口红利就是由于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时下降，导致总人口中劳动人口的比重上升，使得经济总量中投资增加，消费减少，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现在人口红利似乎已经到头了，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劳动力工资在过去5年已经上涨超过1倍。

经济学最重要的一条定律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接着就是“人口负债”的到来。随着劳动力人口大量的退休，社会养老支出便会急剧增加，财政可能为此入不敷出。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财政危机很大原因就是人口老化造成的。

人口学家们可以根据生育率来预测未来的人口结构，从而可以提前制定准确的政策来对付“人口负债”。但是预测人口需要一个关键数据：生育率。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人口和长远经济增长的数据，现在也是稀里糊涂。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得出的数据为1.22，但是官方认为存在大量的小孩漏报，所以计生委经过修正后为1.8。但是这样的修正使得出生人口出生增加了48%，这可能吗？这样的修正遭到了学界巨大的挑战。理性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数据关系到计生委这样一个强力ZF部门权力存亡，所以为了延续他们的权力，他们高报这个数据自然在所难免。最近201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低于1.6，更远远低于人口再生水平的2.1。如果国家不采取政策，中国的长久发展必将受到巨大的挑战。

可惜生育率这样一个关键数据，中国ZF也搞不清。如何能够制定正确的人口政策呢？

结语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在精密的数字管理上，这要求ZF首先必须从数量上精确把握经济实情，然后制定精确的数量化的政策目标来调控经济。古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西方国家对统计的作假行为通常是严惩不贷。

可惜中国在向现代化过渡的现在，还是在依靠前现代化社会中的模糊数据和模糊政策目标，以道德说教来管理国家。这样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使得ZF不能把握中国经济的实情，使得民众对ZF信任不断下降；另一方面ZF政策执行起来没有准确的参照系，使得政策失去效率和效力。这样，中国ZF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和房价泡沫等方面不够理想，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