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阅读一些经典。

哲学家、作家周国平发出了“大众传媒正在取代传播，记者正在取代尼采”的哀呼，发人深思。在他看来，读书就要读“永恒”之书。

阅读经典，我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应该在此经典之列。

王小波给《江村经济》一书的评价之高，可为借鉴：

“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作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下文是网友书评：

国情论在中国很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国情的真正认识与把握至今还是很有限的。我前段时间思索出“两个逻辑”，即知识界的认知，以及实践层面的实践，两个逻辑并行不悖，偶有交汇，极端时便是相互抨击，而后又我行我素。实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二分。在《江村经济》一书的附录部分，费老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也有这样的意思。终归来讲，能够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去做一些深入浅出的调查与研究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而费老在七十多年前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真可谓功在千秋的。所历经数十年，这本专著依然没有“过时”，甚至永远不会过时。这是因为其研究对象的延续性，还是其研究过程、方法的独特性？不深入原著的阅读，这样的问题是不易回答的。

　　读此书的直接动力源于薛涌的多篇文章的鼎力推荐，甚至将其列为中国少有的几本杰作之一。另外三个潜意识层面需要交代，首先，手里有费老的《乡土中国》。一直想看，一直没有时间看；第二，近两年来，我不知不觉地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年初刚读完费老早年翻译的雷蒙德·弗思的《人文类型》；第三是近两个月对三农问题的学习。但是我却不是从人类学的学科角度去读人类学的著作，甚至也不是以人类学的思维去理解人类学著作。而我自己所认知的人类学可能更具专业化，而我的思维可能广延到人、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层面，甚至是广义社会学的范围。我的最初定位是在于人与人的沟通，特别是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回到本书的阅读上来，首先阅读到的是马林科夫斯基写的热情洋溢的序言。虽不少地方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总体上还是有相当的概括性和预见性的。我对人类学的了解不多，但是早期人来学局限于所谓的“野蛮人”的研究，我们现在是大力抨击的，而费老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言及欧洲的野蛮/文明二分法，由此可以窥见西方“现代性”的局限性，而在中国语境中的“野蛮人”其歧视性则小得多。但是，我立即想到的却是费老研究主题在当前中国语境同样充满着歧视。也就是农村/城市，农民/非农的对立，“农民”一词不比“野蛮人”所受的歧视、敌意轻微多少，而这种“语境”却不是近来的事情，可以说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费老对此不可能不了解，他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到当时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并且对乡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了有力的辩护，说理简单明了。由此，我方才懂得马林科夫斯基的赞许并非“言过其实”：“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有”，“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偏见”。最后一句评价我是相当赞同的，在阅读过程中我十分惊叹费老几乎是“四方八稳”的描述，这种描述又不仅仅是“白描”，而是反映作者深层的人文关怀的描述。其叙述没有一点说教，而在朴素的论述中可以体验作者对平凡的农民生活的深层次逻辑的挖掘，并且绝对不亚于一些思想性的形而上的作品。难道社会学者多是如此？我看不见得。

　　也就是，我最佩服的就是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全方位、细致的记录，这种记录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其现实价值巨大。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农村历经20世纪百年的历史沧桑，是变化了不少，而且还在变化，但是其深层的发展逻辑未变，并且作为一个独立形态的存在，也就是农民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与互动模式的变化都是有限的，其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我为什么敢下这样的结论，因为我也来自农村，我对当前的农民生活的了解也不少。费老生于苏南，江村也是典型的江南乡村，我生在苏北，接触了不少市县的乡村，虽然地域上跨度很大，时间上跨度也很大，但是基本的状态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有一些已经成为历史性的现象，例如“小媳妇”也就是“童养媳”我只是听老人说过，婆婆对儿媳妇的压制已经不多见了，并且许多情况下发生了逆转。也就是原本子女受制于、依附于家长的情况已经逐步转变为父母对子女的依赖。我试图推演其逻辑，我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展，以及中国普遍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前面一个因素，《江村经》中已经体现出来，也就是村里丝厂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是看这乡亲们怎么去做，但是多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而且当事人可能也是云里雾里。我又有一种天然的寻求内在原因的习惯，当我发现了一个细小事件背后的逻辑的时候，我会很开心。而当费老向不断向我们勾勒出中国农民的生活逻辑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这或许也是我为何喜欢上人类学的原因吧。例如费老对婚姻与生育的区别分析，也就是说婚姻还并不完全代表这亲属关系的完全确立，反观现实，依然如此，一般人多是有孩子之后才被真正“束缚”，而婚姻的约束有时可能是有限的。当然，75年前还意味着，如若婚后未能生育，男方是可以“休妻”的。而有了孩子之后，儿媳妇的家庭地位逐步提升，也就是“母以子贵”。再例如继承规定，也就是父系社会中出嫁的女儿无继承权，虽然当时民国ZF已经出台相关法律规定子女有同等继承权，但直到现今，都未能完全实现。书中还提到一个细节说，出嫁的女儿可以分得过世父母的一些衣物、首饰等。另外，过继、养子之类也很少了，但上辈中还大量存在。当读了费老的著作时，我再反思现实生活的时候，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并且还可以与许多相关著作相互印证。例如《江村经济》中对乡村精英有关情况的论述，与张静老师多部著作中所揭发的乡村精英治理逻辑几乎完全一致。

　　书中所描述和分析的农村经济对于发达地区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指导意义仍然很大。例如我家乡的未婚成年人多半是初中毕业后到乡镇工厂做工，或者到苏南地区打工，而这也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十年前几乎是完全的农业生产。费老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只是与心血。这要关系到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在人类学研究者的作为，到底如何看待发达/落后的关系，要不要去改变，如何改变？或许费老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多半倾向于“中立”，仅限于观察者的研究。但费老从始至终都是满腔热血地试图改变现状，追求发展与进步。我记得黄平等人的谈话读本《我们时代》中有一段论述，批判西方人抱怨说我们改变了“原始生态”，其实也就是落后面貌。所以说，所谓的“价值中立”可能也有其“价值追求”，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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