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生效后，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仍然居高不下的日方经常账户顺差和美方经常项目逆差。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中曾根提供的策论报告也被称为《前川报告》。虽然这份报告1986年4月7日才正式发布，但在此前5个月紧锣密鼓的研讨过程中，它的基本内容已经被日本ZF的领导层所接受，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由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结构转换”，以便满足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和安抚日本国内的不满。为了扩大内需，《前川报告》要求“财政金融应承担起重要责任”。于是，日银和大藏省闻风而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日银5次下调央行再贴现率，从4.5%下调到历史最低水平的2.5%。这个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日本ZF在1987年5月推出了“紧急经济对策”，以5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加1万亿日元的减税进行高强度的财政刺激。
在空前未有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迅速上升。到1989年底，日本全国土地价格总额高达2400万亿日元，是当时日本GDP的6倍，也是国土面积达日本26倍的美国全国土地价格总额的2.9倍。日经平均股价仅仅4年多的时间股价上升了3.1倍。
早在1987年就有日本有识之士指出地价和股价“高烧不退”，只是虚幻的“泡沫”。但是，当时日本大多数人都沉浸在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1991年甚至达到美国人均GDP151%的“日本第一”乐观氛围之中，没有人理会这一警示。加之习惯上作为通货膨胀表征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稳定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这就使宏观当局更加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实行将会拖累GDP增长的紧缩政策。直到1989年年中，有关当局才取得共识，决定进行政策调整。日银从1989年5月31日到年末三次调整利率，把央行贴现率从2.50%提高到3.75%。1990年开年时，日本舆论还认为日本经济仍将沿袭过去5年的成功路径，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兴旺发达。然而，1月4日，新年第一个交易日，东京股市就突然崩盘，日元也开始暴跌，接着来的是1991年地价势不可挡地滑落。由此，开始了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