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以前发没发过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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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与毛的关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一个著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是十分适合的。根据媒体公开的信息，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 年底，共有274 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 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股市之争与“利益”观察经济学家对公众经济事务发表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通过对张维迎、吴敬琏、萧灼基、林毅夫等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与各大财团关系的剖析，可以看出这些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着深刻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或通过对政府建言，或发表相关著作和研究报告，或以直接担任独立董事等方式，深深卷入中国资本市场运作。他们的言行对企业的成败、股市的兴衰乃至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和经济的发展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表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张维迎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是一位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响的学者。1998 年，张维迎和盛洪《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亚信作为在通信行业内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要聘请张维迎教授作独立董事，是不是可以更明了一些呢？

2001 年年初，有经济学家“良心”之称的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2001 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吴晓求等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萧灼基说，“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如果股市就是赌市，那5800 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 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 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然而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结合后来吴敬琏和中金公司许小年关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认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作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2002 年5月12日上午，萧灼基教授在为广大投资者准备的报告会上称：“去年春节，我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以上海股市为例从1992 年5月的1000 点，到2000 年7月的2000 点，涨幅超过1倍用了8年时间。据此推测，从2000 点到3000 点的涨幅只有50％，时间会相对缩短至4年，扣除去年，未来3年将会达到3000 点，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乐观地坚持这种观点。”2003 年11月16日，萧灼基在“2003 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向记者表示，尽管上周四上证综合指数跌穿1310 点，达1307 点，创4年来新低，但目前中国股市80％股民套牢，下降空间很小，上升空间很大。萧灼基教授的言论不能不说是言之有理。但仔细观察和思考着的股民，如果把萧教授一贯的言论和股市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管股市风起云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呢？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说，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萧灼基教授身后有过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等三个上市公司，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
吴敬琏也好，萧灼基也好，个别人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了望东方周刊》联系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希望进行更深入的采访，方教授最终拒绝了采访。在短暂的交流中，方教授奉劝记者放弃这个选题。他表示，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他说，比如林毅夫任主任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就拿过福特和其他好几个国外基金的资金，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拿过福特基金和其他私营企业的钱。“这些问题你能怎么说呢？详细的情况人家不会说，外人又怎能知道呢？”在谢宁撰写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林毅夫：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根据林毅夫自己提供的信息，“北大经研中心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全部资金由发起人自行筹集，没有求助于政府拨款。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使中心的研究人员有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待遇。”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圈内拿企业课题经费而影响研究公证性的事情进行了批评。林毅夫教授关于可口可乐“实证”研究就很有意思，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这篇由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在2000 年1月合写的文章：《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赫然在目。文章在结论部分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可口可乐系统的直接经济影响约为9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创造了总价值为214亿元的中间需求”，“此外，我们对可口可乐系统的注入给资本形成、利润、税收、尤其是就业所造成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注入对中国就业状况的贡献是巨大的。可口可乐罐装生产所单独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466078 个，间接导致的政府税收增加值在1998 年约为12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罐装系统向政府直接交纳的税收的3倍”，“这些影响只是可口可乐系统所作的全部贡献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善了我国的生产过程中的需求不足的问题。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这样一个过渡型的新兴市场经济的繁荣。”程恩富教授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学者在考虑外资饮料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不可能不考虑它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挤出”效应。可口可乐的进入，使中国本土民族饮料企业纷纷倒闭，现在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撑，在这之中损失了多少的产值和利税，使多少中国工人下岗，不能简单得出增加就业和产值的结论。“问题是，促使那么多聪明的学者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杨帆说：“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民族资本现在还没明白过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实际代表的是买办的利益。”然而经济学家钟朋荣却不这么看。钟朋荣认为经济学家做研究立场观点都是站在国家一边的。钟朋荣表示“我是不会因为拿了哪个公司的研究经费就怎么样，就替他们说话的。不要以为站在富人立场上，就是站在穷人对立面。现在穷人更需要富人”；“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民营企业家自己”。仔细品味，钟教授的话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立场。复旦大学经济系袁志刚教授认为，在民营经济的成长过程中，经济学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长三角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崇关系很大。至于经济学家是否会因在民营企业的现实利益，而使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公正性受到影响，袁教授说：“这应该不会。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凭着真理说话，不管在公众舆论，还是宏观政策，或者是在现实利益上，不会为了你那个企业说什么话的”。
知名经济学家一夜间成为了各大高校推销的“卖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动辄数十万学费的“总裁班”把知名经济学家作为“生源大战”的“法宝”；许多为求生存安全的民营企业家纷纷酝酿“一石双鸟”──知识“充电”和编织高端人脉网，甚至在经济学界挑选利益代言人──民营企业“拜师、求知、交友”，通过独立董事、顾问、课题研究等有偿职务或者课题资助等形式，利用经济学家达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谢百三教授任教的总裁高级研修班共30天的课程学费是34800 元学员中的民营企业总裁占一半，加上上市公司高管、国企总裁、金融企业高管，超过了90％。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并不讳言希望研修班把“总裁和复旦联系起来”。谢教授说，“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靠谁养！反过来讲，就算被养着又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