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均衡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平衡

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职能和定位一直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即便在成熟市场，各国市场监管者的理念和做法也不尽相同。例如，美国证监会更多地是在行使自己作为市场监管者（regulator）的职能，而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则毫不讳言其推动市场发展的功能和义务（promoter）。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多，但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是，越是在发达的市场，政府越是成为更单纯的监管者，反之，欠发达市场的政府更多的时候会主动以市场推动者的形象出现。

就美国和英国的情况而言，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模超过了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在资本市场等金融领域被美国一举超越。自那时起，英国政府一直将推动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维持伦敦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作为战略目标。

因此，就对资本市场的作用而言，政府往往会同时扮演推动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在某些国家如新兴市场，或某些历史阶段如市场发展早期，作为前者的色彩或任务甚至可能会更重一些。作为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更多的是表现在危机时期，而新兴市场中的政府的作用则表现为如何有效地进行制度设计，采取市场化改革措施，以推动市场的发展。

自下而上：美国发展模式

——从市场博弈均衡到一定的政府干预与制度设计

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从1800年费城股票交易所成立算起，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美国资本市场在长达113年的时间里没有中央银行的调节，到1934年美国证监会成立，美国市场在长达134年的时间里没有监管者。这样一个市场的特点是比较有活力，行政约束和管制较小，但是缺陷也非常明显，因为很容易演变成非常疯狂的投机市场，经常出现市场崩溃，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此，我们对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几个重大的股市危机事件进行回顾与分析，就美国政府在股市危机中的作为，对股市危机的干预问题进行探讨。

美国资本市场四次大危机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

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股市崩溃发生在1929年，伴随而来的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经历了数年连续牛市的美国股市，使得全世界都对美国经济增长充满了过度的信心，涌入美国股票市场的大量资金，导致股价扶摇直上。终于，在1929年10月29日，股市大跌。大批的股票涌向市场，不计价格地抛售。同时,由于银行大量资金贷到股市，股市泡沫破灭后，股票市场的崩溃引发出银行体系崩溃，严重危及了货币供应体系，打击了整个社会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由此引发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当然，关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是不是由1929年的股市崩溃引发的，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者的起因都是由于胡佛的错误经济政策所致。

其时，美国政府和刚刚成立的美联储，面对股市危机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既没有降息（反而是维持原来的高利率），也没有干预市场。这一做法在历史上招致较多批评。

在股市崩溃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立即对股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当时的华尔街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存在着严重的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行为，1932年出现的银行倒闭风潮，进一步暴露出金融体系的许多问题。可以说，1930年代的股市崩溃充分暴露了美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在痛定思痛、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从1933年开始，罗斯福政府对经济、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针对证券市场建立了一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监管构架，重树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保证了证券市场此后数十年的平稳发展。这一监管模式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仿效。

■1987年美国股市危机

1987年10月19日(这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突然莫名其妙地急剧下跌，道琼斯指数在这一个交易日内从2247点跌到1739点，幅度高达22.6%，为历史上单日股指下跌百分比最高的一天，指数期货下跌的幅度更大。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毫不犹豫地立刻告诉市场，央行将放松银根，以保持市场的流动性。虽然这与他过去的主张不符，但他对这一决定坚定不移。他说：“懂得经济史的人都会明白，如果股票市场下跌了500点，跌幅达20%时，经济肯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应不应该向市场注入资金的问题，而是如何注入的问题。”

经过紧急磋商后，在第二天股市开市前不到1个小时，格林斯潘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其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今天重申它时刻准备着发挥其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作用，支撑经济和金融系统。”随后，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开始恢复，恐慌情绪迅速消除，一场本可能蔓延的巨大危机得以化解。

美联储采取的主要措施还包括降息、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鼓励公司回购股票和加强心理宣传。在“黑色星期一”后的第二天，美国的联邦市场利率下降了0.75点，美联储也开始大量买入政府债券，放松银根。同时政府直接借钱给市场上的几家大公司，让其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并对此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扬。危机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即发表声明称，美联储系统将继续开门营业，贴现窗口将满足银行的资金需求，总统也以一种平常的态度安抚市场情绪。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危机

对冲基金与受到严格监管的共同基金不同，它们可以采取多种投资和套利手段，常常以短期赢利为目标，在为证券市场提供丰富的流动性的同时，也给市场增加了很大的不稳定性。1990年代由一批颇负盛名的学者参与组建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在运作的最初几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对冲基金没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到1998年底，人们估计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大约控制2950亿美元的资产。

1998年秋，LTCM步入险境。8月，LTCM 持有的各类股票价值下跌44%，价值约20亿美元。9月13日，LTCM的股本金43亿美元几乎全部赔光。多家大券商以及大券商的高管人员也在LTCM中有巨额投资。例如，美林的100多位高管人员共损失2200多万美元，高盛也受到了巨大冲击，由于投资者希望看清楚LTCM危机对高盛的影响，高盛不得不将其上市日期推迟一年。如果LTCM破产的话，约有2000亿美元的合约需要兑现。

面对危机，格林斯潘亲自召集各大券商的主要领导人连夜开会，协调对LTCM的救援。在此之前，LTCM试图自己筹资，但没有效果。在格林斯潘的督导之下，华尔街的各大券商终于敲定为LTCM 注资，几家券商共拿出约36亿美元，并派人接管LTCM，逐步化解了这场危机。

■2001年 “9·11”恐怖袭击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主义事件，市场崩溃，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了股市危机的深化，并有效防止了股市危机对经济的进一步负面作用。

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闭市、降息、注资、鼓励公司回购股票、加强舆论宣传等。

在遭到恐怖攻击后,美国各交易所大多宣布休市或暂停交易，只有外汇市场维持交易，美元大跌。9月17日，为了稳定股市，美联储赶在股市开盘一小时前宣布联邦基金利率从原来的3.5%降到3%，贴现率也从3%降到2.5%。同时，继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第一次联手降息之后，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利率也相继下调。日本央行自2001年9月17日起开始干预日元升值。但可能受到美国授意，之后一直没有干预迹象，以保持美元稳定。

危机后，美国很快设立400亿美元基金用于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美联储局通过贴现窗口、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向银行系统注入1195亿美元资金，以保证金融系统正常运转；国会同意提供50亿美元现金援助以拯救航空工业，并提供100亿美元担保贷款；政府宣布，当年将向个人退税400亿美元，2002年个人减税700亿美元；2001年10月3日，美国政府公布750亿美元财政刺激政策。其他一些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例如，韩国政府计划动用6.8万亿韩元，挽救自美国受袭以来急挫的韩国股市。

此外，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允许上市公司在回购自身股票时不受股票数量和回购时间的限制，这项措施旨在吸引更多资金注入股市。共同基金可以向有关方面借款和贷款，会计公司可以向因“9·11”事件而失去公司文件记录的证券公司客户提供簿记服务。为避免开盘后卖压涌至导致市场暴跌，美国主要证券商和大公司已经达成一项不寻常的护盘协议，即借回购自身股票来支撑股价。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还宣布几项维护市场秩序的措施，并强调卖空将受到限制。

2001年9月17日，来自各行各业的约70多家公司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英特尔宣布回购3亿股股票；思科宣布在未来两年内回购价值30亿美元的股票；康柏宣布回购10亿美元股票的计划。实际上，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这些公司的股票早已深受美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处于较低价位。通过股票回购行动，这些公司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入自身股票，然后在形势好转时再以较高价格重新发行。

除此之外，在“9·11”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曾发表公开讲话，号召大家对美国股市重塑信心；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也给证券公司打招呼，希望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11家著名投资银行和多家对冲基金联手决定暂不抛售股票。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允许各大证券公司联合进入市场，互相沟通消息，如果哪只股票出现问题，各大证券公司可联合持有这只股票，以帮助其价格回升。美国政府甚至动员投资者发动保卫股市的“爱国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些作用。

危机中美国政府作用

美国资本市场的危机及其特点

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股市危机，而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信用交易等制度，股市或期市的危机往往都会导致银行的挤提风潮甚至连环破产，从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在市场发展的早期，这些危机大多数是由于投机家在股市进行大规模操纵活动而引起的，如1792年的达尔股市投机案等；有些是由于货币体系的危机，传递到股市而引起的，如金本位制下1869年的古尔德黄金囤积案等；有些是在股市逐步规范后，由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如“9·11”事件等；而有些则是由于市场普遍投机性过高而引起的大规模抛售和市场价值回归，如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等等。

美国政府内部的长期争论

对于股市危机，美国政府长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要进行积极的干预，另一种认为不要。

持积极干预态度的最早代表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2年达尔投机案引发的股市恐慌中，他下令财政部购买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并且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他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市场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一作法使得股市恐慌得以抑止，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在此后的历史中，以“杰斐逊主义”为代表的市场不干预政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最为著名的1929年股市崩溃中，联邦政府毫无作为，随后美国经济进入了1930年代的长期大萧条，使得不干预政策在历史上受到诸多批评。

如前所述，1987年美国股市陷入危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下令积极干预市场，从而结束了长达近200年的政府不干预政策。在此后的几次市场大规模动荡中，例如1997年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倒闭所引发的股市危机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造成的股市恐慌中，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干预市场，而美国股市也在1990年代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1982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1000点，到1999年，该指数首次超过10000点。

美联储的主导作用

美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干预行动，一般以美国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主导。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在此之前，金融大亨摩根曾在金融恐慌中起了重要作用，客观上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美联储对于市场的干预方法一般为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并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坚定投资者信心，防止恐慌心理蔓延。美国政府还通过向共同基金施加影响以减轻市场卖压、鼓励大型上市公司回购自身股票等手段来刺激股市回升，同时，出台减税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在1997年的股市危机中，美联储出面组织华尔街主要商业机构出资挽救陷入困境的长期资产管理公司，以避免其破产清偿对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因长期资产管理公司为私营机构，这一做法虽然效果良好，但也引起了较大争议。

美国股市发展模式的分水岭

以1929年大股灾为契机而引发的美国1930年代资本市场改革，带来的是一个现代化、科学和有效监管的金融体系，美国股市也开始迈向理性、公正和透明，而罗斯福的“金融新政”，既代表了对美国股市早期自下而上自由发展模式的修正，也证明了在市场的博弈均衡过程中，一定的政府干预和制度设计是必要的。

自上而下：中国市场化选择

——从发源政府的市场建设到打破市场化瓶颈

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且中国资本市场发源于政府主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所以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行政管理和政策影响的色彩一直较重。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表现为：法律法规的建设比较及时、政府及监管者对于市场的波动比较敏感、投资者对于政策的依赖性比较强，等等。在努力做到市场公平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往往表现为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需要顾及的因素较多，使得发展进入一种“瓶颈”阶段。在这一阶段，迫切需要大力推动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

在新兴市场，各个国家都尝试去推动市场的发展，并有过很多不同的实践，其中不乏一些不得要领、甚至是揠苗助长之举。当然，也有一些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韩国总统曾率领政府代表团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到海外路演，以吸引更多QFII到韩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又如，很多发达国家对资本市场及相关的养老体系采取了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予以支持，等等。这些措施固然有益，但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兴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主动进行市场化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是推动市场发展最为有效的方法。

市场化（Deregulation or Liberalization），意为放松管制和促进市场竞争，指把经济决策权更多地交给市场的微观主体。在过去几十年里，“市场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最为广泛和普遍的经济现象，也是被广泛使用甚至滥用的经济学术语之一。时至今日，尽管大家普遍认同市场化原则，但在实践中，市场化的过程却不乏失败的案例。其根本原因是，过快或过多的市场化往往会导致市场的过度竞争和微观市场主体的失败。在这方面，从国家的案例来说，拉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深刻教训，过激的市场化改革并未能使得陷入困境的阿根廷走出低谷，今天的阿根廷已由世界前十号强国沦为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行业的案例来说，美国加州电力行业的改革因为没有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导致了该州全面电荒。

与此相反，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遵循了一条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在释放市场潜能的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市场的有效竞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这样评论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生活水平获得如此巨大的提高”。

因此，市场化改革成功的要素在于，要循序渐进，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具体到金融产业，在一个无序的市场化进程中，由于某些市场微观主体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核心竞争力不够，它们面临过度竞争时可能会失败，这常常会使一些人开始怀疑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市场化的方向。但我们必须要记住，如果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则整个行业必定会丧失前进的动力，直至全面停滞或崩溃。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为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条现实和有效的路径。

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基金业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方面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市场化的改革。

中国基金业改革总体状况

2000年的“基金黑幕”事件使得基金行业遭受了全面挫折，其时，市场的投资氛围也处于“无股不庄”、人人争相“与庄共舞”的状态中。2001年，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推出，揭开了中国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帷幕。2002年，中国证监会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监管部门简化审批、引入专家评审制度，使基金产品的审批过程渐趋制度化、透明化、专业化和规范化。2003年以后，有关审核制度进一步松动，政府进一步放权，逐步探索与国际通行的“注册制”接轨，走上了一条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这一改革取得的客观效果是令人瞩目的。从2000年到2005年，在股票指数下跌近50%的不利市场环境下，中国基金业的规模实现了从560亿元到5000亿元的增长，开放式基金取代封闭式基金成为市场的主流，债券、指数、伞形、保本、货币、可转债、LOF、ETF等国际市场标准的基金品种相继出现。从基金公司、销售渠道、托管机构等各个方面来说，市场都进入了一个相对有效竞争的局面。在短短的4、５年内，中国基金业在非常不利的市场环境中迅速崛起，在市场中的比重从不到5%上升到25%，行业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健康的。

作为一个参考和对照，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的数据表明，美国基金业在市场中的相对比重实现同样的增长花了25年的时间，而台湾基金业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其本土机构投资者占市场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探讨中国基金业这一发展背后的驱动力，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渐进式的市场化进程释放了市场的潜能，推动了行业规模的大规模增长和创新产品的大量涌现。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是政府“管”得不错，还不如说是政府“放”得不错。

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统计，美国共同基金市场规模1940年为4.48亿美元，1970年约为476亿美元。而中国2001年底开放式基金规模为10.27亿美元，2005年底约为506.43亿美元。（上述美国基金数据来源为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2004 Mutual Fund Fact Book）

■促进微观主体竞争力提高

随着政府的放权，市场微观主体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

产品设计能力：当股市从2001年起陷入低迷状态后，基金公司开始迅速转型，开发低风险的产品。货币市场基金应运而生，在2003年首次出现后，在随后的两年内迅速达到了2000亿元的规模。

风险管理能力：在基金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风险管理只是一个概念，而2002年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风险意识的提高，以Barra为代表的国际标准的风险管理工具在我国基金业被迅速本土化，并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

创新能力：市场化产生的竞争压力转化成为基金公司创新的动力，基金公司在过去几年里大胆探索国际上最为先进和复杂的基金产品，并在2004年成功推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ETF。

品牌建设：随着行业的发展，基金公司开始普遍注重自己的品牌，我们注意到几家较大的基金公司已经开始在主流电视频道黄金时段进行品牌营销。

■促进金融生态发展

首先，审批环节的减少使得政府有更多的精力用于监管，监管效率得到加强。

其次，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快速发展，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市场内生监管力量应运而生。有关资料显示，使用google搜索“证券投资基金”得到的信息从2000年的20万条激增到2005年的200万条。关于基金的报道，在过去即使是在证券类报纸中也是偶一得见，现在已经一跃成为各种财经类媒体甚至是地方性报章的主要版面内容。媒体迅速增加的关注，使得行业更加透明和规范。

再次，随着基金行业的发展，基金成为大型机构投资者理财的主力队伍，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年度选秀，使得基金公司从投资研究到客户服务等各个环节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此外，评级机构的大量涌现，对基金公司的投资表现和运作规范程度进行越来越严格的评判。以上这些发展，使得基金行业逐步走向“市场监管市场”这一较高的监管境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金融生态。

■产生了“鲶鱼效应”

基金业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仅使本行业受益，也产生了溢出式“鲶鱼效应”，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整个金融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第一，对资本市场整体改革的深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金业的迅速扩大，不仅推动了蓝筹股、绩优股等概念的形成，使得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告别了无股不“庄”的时代，同时，基金业的发展也丰富了市场对多层次投资的需求，使得发行体制的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使得“询价制”等制度建设成为可能。事实上，最近以来，在几乎所有资本市场的重大改革中，如分类表决、股权分置等，都可以看到基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推动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平衡发展。

近年来，在持续低迷的股票市场环境中，基金将投资领域扩展到货币市场，自2003年推出货币市场基金以来，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迅速增加到2000亿左右，在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流动性管理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活跃货币市场交易、推动货币市场理性投资理念的形成和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最近，一些基金公司开始探索投资于债券市场、特别是中短债市场的基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基金也会成为债券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力量，并对债券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第三，推动了银行体系改革。

2001年起，商业银行成为开放式基金的主要销售渠道，对基金等理财产品的销售使得银行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坐北朝南的经营模式，逐步走向了主动营销。2005年起，作为加快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获准设立基金公司，这标志着基金业成为推动我国金融产业的调整和重构的有生力量。

第四，推动了对外开放。

从2002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有效地推动了金融全行业的增长，提升了本土机构的竞争力，使得它们在面对200年2～2003年出现的合资公司和2003年～2004年进入我国市场的QFII的竞争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也使得本土机构和外资机构之间良性互动，推动了行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今天的中国基金业，20家中外合资公司和32家内资公司形成了较好的平衡，与32家QFII机构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力量。

真正的帕累托演变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认识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认为政府放权诚然可以推动市场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政府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的。

其实，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真正的帕累托演进过程，即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种可能性——所有相关的机构和主体都可以获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改革过程中，首先减少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对干部队伍的成长是一件好事。其次，市场改革推动了行业的发展，使得相关的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里增加了其影响力。第三，市场的发展，为政府机构的干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进入市场的选择。这不仅有利于政府机构内部人员的良性循环，同时，有过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员到市场中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推动市场的发展。

因此，在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市场自下而上的博弈均衡应该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最大程度地推动市场的发展。

在新兴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借鉴发达市场的经验教训、对市场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制度设计，并需要在某些突发情况下对市场适当地进行干预和调节，否则，完全放任自流的自我演进模式会给市场带来频繁的崩溃，使得社会支付高昂的成本。在这方面，美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正如《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的作者戈登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没有作为最后的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人们就会失去信心，所以，历史上的美国经常面临恐慌，也经常经历比其他国家更为迅猛的繁荣和更为深重的崩溃，美国经济周期的振幅也远远大于欧洲”。

随着市场的逐步发展，过多的行政管理和僵化的制度设计会逐步成为市场发展的障碍，在这个阶段，政府主动推动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充分调动市场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同时把握好市场化改革的节奏和步伐，是推动市场发展最为有效的手段。在这方面，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推动的2000年～2005年间的基金业市场化改革，对推动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壮大和成熟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到成熟市场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将会逐步退为比较纯粹的监管者，维持市场交易行为的公正和透明，但是，在市场发生崩溃、信心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政府仍然需要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一定方式对市场进行影响和干预，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挽救市场危机，以保证市场的持续发展。在这方面，美国股市在20世纪数次危机中政府的作为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名词解释：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善，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