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里，许广平告诉鲁迅，这时她们学校里正在闹起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
　　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喷喷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渐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之教育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
　　信中的这一大段说的就是女师大风潮。女师大原来的校长许寿裳，于1924年辞职，推荐杨荫榆继任。杨是江苏无锡人，曾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五年，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她接任校长之后，想把在外国学到的教育学理论和经验运用到工作中，把学校办好。可是她不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再加上她的固执，终于因为一件小事引起了大风潮。
　　学潮的起因是这样的：这年九、十月间发生了浙江卢永祥和江苏齐燮元的战争。国文系预科有三个回家过暑假的学生因交通阻隔，没有能够按时返回学校，等到11月她们回校的时候，学校里已照章将她们除名，作退学处理了。她们向校长请求收回成命，也还有别的学生帮她们求情。按理说，考虑到江浙战争这一实际情况，这事应该是可以作为特例通融办理的。可是杨荫榆执意不允。于是由求情变成了争执，由争执变成了恶语相加。原来已经有一些学生对于杨荫榆的严格管理大为不满了，于是轰动一时的女师大风潮就以这事为导火线爆发。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全校十一级，共有学生237人，会上有七级172人赞成驱逐杨荫榆，其余的人声明中立，但不反对学生会的行动。会议决定，自即日起，不再承认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会后还发表宣言，并派代表请求教育部撤换杨荫榆。
　　当时教育总长是王九龄，没有到职，由次长马叙伦代理部务，他曾经表示可以撤换杨荫榆。可是到了4月，章士钊来接任教育总长，情况就大变了。章士钊宣言以整顿学风自任，反对学生闹事，支持杨荫榆。
    5月7日，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十周年纪念日，杨荫榆组织了一个讲演会，请校外名人前来演讲。当她登台主持的时候，就被学生的嘘声赶了下来。9日，她即以这件事为由挂牌开除学生自治会六个职员，其中有刘和珍和许广平。这样，风潮进一步升级。11日，全校学生紧急大会议决驱逐杨荫榆出校，并封锁校长办公室。
　　这期间，鲁迅和许广平书信来往很密。从许广平三天两天就写来的一封信里，鲁迅随时知道了学潮的情形，他的同情完全在学生这一方。在5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的《忽然想到(七)》里，鲁迅第一次公开表示他对这次学潮的意见：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在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
　　杨荫榆在5月20日的《晨报》上发表《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为自己开除六学生一事辩解，27日的《京报》上刊出了鲁迅参加签名的七教授《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签名者都是在女师大任课的教授。其中李泰菜是史地系主任，其余马裕藻、沈尹默、鲁迅、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都是国文系教授。宣言反驳了杨荫榆，为被开除的自治会六职员作了有力的辩护。此外鲁迅还为女师大学生起草了请求撤换校长杨荫榆呈教育部的公文。
　　在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的这几个月里，许广平是闹风潮的学生领袖，鲁迅是学潮坚定的支持者，共同的态度和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深了。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来往的许多信件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尽管鲁迅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过，“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也就是说并没有预料到他们终于会组成一个家庭。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鲁迅收到许广平第一封来信的时候，当天就热情作复。这封回信用每行格子写两行字的较小的字体，满满写了四页信纸，共约两千字。信写得很亲切，思想的交流也深，这在鲁迅答复学生的来信中，就现在能够看到的说，是从来也没有过，以后也没有的。也许只能说是有某种缘分在冥冥之中起作用吧。就说通信中所用的称谓，鲁迅称她为“广平兄”，这是收信人觉得不解，不敢当，不能不问一声“先生之意何居”的。虽说鲁迅解说这是他自己制定的用例，“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不过想来收信人总会从这意外的称谓里会感到一分亲切吧。再看许广平在信末落教前写明自己的身份，第一封信是“谨受教的、个小学生”，接着的信就写作“小学生”、“鲁迅先生的学生”、“学生”。4月10日，即开始通信才一个月的时候，落款写的就是“(鲁迅师所赐许成立之名)小鬼许广平”了。
　　4月16日晚许广平的信中说了一件事：她曾到鲁迅家去过一趟。信的第一句是“‘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接着记下了她这一次探望的印象。这封信后来编入《两地书》公开出版的时候，“秘密窝”被改成为“尊府”。有意思的是鲁迅日记里没有记下这次来访。看来，在他们通信才五个星期的时候，鲁迅就不愿意在日记本上留下她来过的痕迹了。
　　1932年鲁迅把他们两人的通信修改整理为《两地书》公开出版，第一集是在北京时的信，末一封是1925年7月29日或30日写的。四个多月里来往信件41封，平均每三天半就有一封信往来。这以后直到1926年8月26日他们两人一同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在这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里，彼此间却不再写信了。这表明在这期间他们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关系，已经不必也不宜再写以前那样的长信了。
　　8月1日，被学生拒绝入校的杨荫榆在作了周密准备之后回到了学校。前一天她以学校名义向京师警察厅发出公函，请准于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到校。这天一早，杨荫榆就率领20多个职员在警察的武力支持下进入学校，一进门就张贴布告，宣布解散闹风潮最厉害的四个班：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同时勒令这时还留在校内的30多个学生即刻离校。学生不从，即遭到警察殴打驱赶。学校又停止了饮食茶水的供应，想用这办法促使学生自动出校，也没有达到目的。这些学生忍受着饥渴坚守在学校里。入夜，因为已经切断了电源，只能用烛光来照明。校门也用铁链锁起。这紧张的一夜的情形，许广平的《鲁迅的回忆录》说：
　　于是由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像这样关闭电灯，迫令燃点蜡烛，并且封锁大门，杜绝出入，倘有失火，连逃命都有问题。为自卫计，大家毁锁开门!号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于互庆得以直面相见。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
　　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里还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当时传出了一个要将被开除的六个学生押解回籍的计划，得要设法躲避一下。有的人怕惹事，不愿接待了。鲁迅说：“来我这里不怕!”于是许广平就到西三条胡同鲁迅家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张的几天。这事鲁迅日记中未记，具体日期说不准了，总之是1925年8月间的事。
　　学潮闹到这地步，杨荫榆这校长也真没法当下去了，她提出了辞呈，8月8日教育部照准。她这一任校长的使命以失败告终。她的侄女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给她作了这样的总结：
　　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见《杨绛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说她“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也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是一点不错的，这里只举一例：孙中山逝世，她不许女师大学生参加悼念活动，也就可见一斑了。
　　教育总长章士钊批准了杨荫榆的辞职，同时也下定了摧毁女师大的决心。8月6日，他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停办女师大的议案获得通过，10日即发出停办女师大的训令。17日，教育部的部务会议决定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武装巡警和教育部部员多人强行接收女师大。与学生发生冲突，几个学生在冲突中受伤，仍然拒绝离校。这天接收没有成功，20日、22日刘百昭又率队前来了。在22日的这一次里，他们事先雇来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三河县女佣，把女学生强拖出校。“清场”之后，就在大门口挂起女子大学筹备处的招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这样给摧毁了。
　　当章士钊的毁校措施次第进行的时候，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也活动起来了。这维持会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决定成立的，敦请本校教职员和社会关心人士与学生参加。同时，校外的一些支持学生的人士也成立了一个女师大教育维持会，主席是易培基。两个维持会共同维持着这个横遭摧残的学校。鲁迅积极参加了校务维持会的活动。在他8月份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13次出席校务维持会的会议(7日、8日、10日、11日、12日、13日、15日、17日、18日、19日、25日、27日、30日)。在校舍被占之后，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找到了一处可以作为校舍的房屋，向社会募捐的收入也足够半年的经费，授课教师也都义务上课。于是招收新生，9月21日，无视教育部停办命令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在宗帽胡同的临时校址开学了。鲁迅出席了开学典礼，在会上讲了话。
    就因为鲁迅积极参加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活动，章士钊即以此为由，呈请段祺瑞执政批准，免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8月22日，鲁迅即向平政院(当时处理行政诉讼的专门的机构)控告章士钊的这一措施违法。他在诉状中说：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章士钊不肯接受鲁迅说的“无故”一语，他在答辩书中说：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以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章士钊的这一段文字有一个很大的破绽：他把时间弄颠倒了，这样就使鲁迅在原来控告他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理由：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为了抗议将鲁迅免职一事，他的好友许寿裳(教育部参事)、齐宗颐(教育部视学)联名发表《反对教育部长章士钊之宣言》，《宣言》谴责章士钊在处理女师大风潮中的倒行逆施，处分鲁迅之无理，表示：“寿裳等自民元到部，迄于今兹，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例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他们把《宣言》送了一份给章士钊，于是章士钊把他们两人的官职也免掉了。
　　这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十分微妙。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正当吴佩孚率直系主力在山海关前线苦战的时候，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前线直军一败投地，精锐尽失，吴佩孚率残部浮海南逃。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先后消灭，剩下的一个奉系却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完全有力量把持北京的中央政权了，只是北京城还控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手中。在推翻曹锟政府之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商定，请已经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出来组织政府。作为奉系和国民军两个军事集团暂时妥协的产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24年11月24日成立，段祺瑞称临时总执政。这个执政府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军事集团脆弱的平衡之上的。而张作霖、冯玉祥之间的明争暗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到了1925年11月，他们之间的矛盾渐趋表面化，段祺瑞的执政府也就摇摇欲坠了。11月10日，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教育总长章士钊都向段祺瑞提出辞职。28日，北京市民举行了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捣毁了章士钊、李思浩、梁鸿志、朱深等人的住宅。章士钊逃到天津去了。30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得以在原址复校。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是他同许寿裳等教职员，以及后来另办的女子大学学生代表十多人，到宗帽胡同迎接了女师大学生60多人，返回石驸马大街女子大原址。
　　12月31日，段祺瑞明令改组国务院，令准原各部总长辞职，任命了新的总长。新任命的教育总长是易培基。在女师大风潮中，他支持学生。现在出任教育总长，更完全无意维持前任总长所作的惩处鲁迅的决定。这样，平政院的官司鲁迅胜诉了。1926年1月17日教育部发表“复职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
　　在女师大的学潮中，许广平同鲁迅有了更多接近的机会，两人的感情也更接近了。1925年10月12日在鲁迅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许广平的教文《同行者》(署名平林)，一开头就说：
　　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渠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这其中，自然早已相互了解，而且彼此间都有一种久被社会里人间世的冷漠、压迫、驱策；使得渠俩不知不觉地由同情的互相怜悯而亲近起来。
　　这篇文章还说：“沐浴游泳于爱之波的渠俩，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这恐怕不只是她个人的态度，经手编发这篇文稿的鲁迅，想必也是这态度吧。
　　1926年初，许广平又向《国民新报副刊》投寄了一篇《风子是我的爱》。文章的结尾说：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于是我的爱……呀!风子。
　　这表明：“合法”或者“不合法”的问题，她都不去顾及了。这时她已经考虑得非常具体，而且下了最后的决心。鲁迅也许是觉得它写得太肆无忌惮了，决定不在副刊上发表，但他在读这篇手稿的时候，不能不为她这火一般的热情深深感动。

章士钊不肯接受鲁迅说的“无故”一语，他在答辩书中说：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以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章士钊的这一段文字有一个很大的破绽：他把时间弄颠倒了，这样就使鲁迅在原来控告他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理由：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为了抗议将鲁迅免职一事，他的好友许寿裳(教育部参事)、齐宗颐(教育部视学)联名发表《反对教育部长章士钊之宣言》，《宣言》谴责章士钊在处理女师大风潮中的倒行逆施，处分鲁迅之无理，表示：“寿裳等自民元到部，迄于今兹，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例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他们把《宣言》送了一份给章士钊，于是章士钊把他们两人的官职也免掉了。
　　这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十分微妙。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正当吴佩孚率直系主力在山海关前线苦战的时候，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前线直军一败投地，精锐尽失，吴佩孚率残部浮海南逃。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先后消灭，剩下的一个奉系却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完全有力量把持北京的中央政权了，只是北京城还控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手中。在推翻曹锟ZF之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商定，请已经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出来组织ZF。作为奉系和国民军两个军事集团暂时妥协的产物，中华民国临时ZF于1924年11月24日成立，段祺瑞称临时总执政。这个执ZF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军事集团脆弱的平衡之上的。而张作霖、冯玉祥之间的明争暗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到了1925年11月，他们之间的矛盾渐趋表面化，段祺瑞的执ZF也就摇摇欲坠了。11月10日，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教育总长章士钊都向段祺瑞提出辞职。28日，北京市民举行了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ZF的示威**。示威群众捣毁了章士钊、李思浩、梁鸿志、朱深等人的住宅。章士钊逃到天津去了。30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得以在原址复校。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是他同许寿裳等教职员，以及后来另办的女子大学学生代表十多人，到宗帽胡同迎接了女师大学生60多人，返回石驸马大街女子大原址。

1926年初，许广平又向《国民新报副刊》投寄了一篇《风子是我的爱》。文章的结尾说：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于是我的爱……呀!风子。
　　这表明：“合法”或者“不合法”的问题，她都不去顾及了。这时她已经考虑得非常具体，而且下了最后的决心。鲁迅也许是觉得它写得太肆无忌惮了，决定不在副刊上发表，但他在读这篇手稿的时候，不能不为她这火一般的热情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