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财政稳增长哪些领域可能被“低估”？本文从支出力度、地方“化债”影响、政策转型等方面梳理，可供参考。

　　一、被低估的力度：结转结余、万亿国债等支撑下，广义财政支出力度有保障

　　若仅从目标赤字率及地方专项债新增额度来看，2024年财政发力可能“相对保守”，但从广义财政收支视角看，2024年广义财政预算收支差达11.1万亿元、高于2023年的8.8万亿元，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广义财政赤字率达8.2%、仅低于2020年的8.6%。同时，2024年还有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开启，政府债新增额度创新高、达9.9万亿元。

　　财政“余粮”增长，万亿国债多为2023年底、2024年初下达等，或可有效支撑2024年广义财政支出力度。2024年财政“余粮”规模明显增长、达2.1万亿元，较2023年增加4000多亿元。同时，2023年调增的万亿国债实际资金使用落地大概率在2024年。因此，若从实际资金使用角度看，2024年广义财政支出力度或超10%。

　　在财政“余粮“、万亿国债确定性支撑下，财政收入端预算完成度对支出端影响或相对有限。根据2023年情况测算，若名义GDP增速下滑降1%，税收收入减少1700亿元，对应广义财政支出下降约0.5%；国有土地财政收入下降10%，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下降近2%。假设名义GDP为5.5%、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下滑10%，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仍在5%左右。

　　二、被高估的风险：地方“化债”影响或被高估、中央“扩表”或可一定程度对冲

　　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加快推进背景下，当前对基建投资的担忧或集中于资金支持、地方投资意愿、实物工作量形成等方面。地方“化债”工作持续推进下，重点化债省市工作重心转向隐债化解，其基建投资受到一定约束。同时，2024年初，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显示，除内蒙古、山西外，海南、安徽等多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较2023年目标下调。

　　2023年实物工作量形成滞缓背景下，重点化债省市部分基建投资受限对经济的影响或相对有限。2023年基建高频指标与宏观指标明显背离，或指向资金落地情况不佳。因此，2024年部分重点化债省市基建类项目停缓建对经济影响或有限。且多地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中央预算增加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等或一定程度上对冲地方政府投资放缓。

　　地方债加码空间较为有限下，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中央持续“扩表”或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地方“化债”掣肘。2023年10月下旬，中央调增国债赤字预算、增发一万亿元国债。春节后，中央财政亦对民间投资项目、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支持加码，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待发行。

　　三、被忽视的转型：本轮财政发力不走老路，向产业转型、财税改革要增长

　　相比过往，本轮稳增长重心明显更向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领域倾斜。2024年全国“两会”及地方“两会”均显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财政资金、重大项目规划等均向产业领域倾斜。2024年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首要支持科技创新等领域；2024年一般财政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增速达6.6%、高于总体的4%。

　　新一轮设备更新待落地，中央财政与货币政策或协同加力、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升级。相比过往，本轮设备更新政策重视度或更高。近期发布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目标明确，到2027年工业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且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

　　2023年底以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高层会议中频频提及。新一轮财税改革开启，或可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打通落地堵点。政府间财政关系，如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省以下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界定，税制改革，如税收征管、税种优化调整等，或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关注领域。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