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2011-09-16 (www.ftchinese.com)
瑞银(UBS)一名交易员一手造成了20亿美元亏损。对于支持彻底改革银行业（比如英国的维克斯(Vickers)报告提出的那些改革措施）的人士而言，这件事出现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但对于再次陷入动荡局面的欧洲银行业而言，这件事出现的时机却再糟糕不过了。我们当然希望，这件事的积极影响超过消极影响。
不管因涉嫌造成上述亏损而被捕的瑞银交易员科维库•阿多波利(Kweku Adoboli)还做了些什么，他已经让围绕银行业监管的政治斗争倒向了对改革者有利的一边。这件事被曝光，正值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三周年。在全球各个角落，那些认为银行家并没有因其不计后果的危险行为而受到处罚的人肯定在想：“他们又犯老毛病了”。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只是一定程度上。20亿美元是一大笔钱，这笔亏损对瑞银而言是一桩重大丑闻。但我们必须从整体角度看待这个数字。它仅相当于瑞银540亿美元股东权益的4%。就这个数字自身而言，它还没有大到足以毁灭该行的程度（虽然此事对瑞银业务造成的连锁影响可能会拖垮这家银行），更别提毁灭整个金融体系了。全球经济之所以遭受重创，罪魁祸首并不是人们口中的一个个“流氓交易员”，而是要归咎于一点，即人们仍然无法系统地、有条理地理解银行主动承担的风险敞口。几年前，瑞银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上的500亿美元亏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态度看待“流氓交易员”这类指控。目前尚不清楚，这件事违反了瑞银哪类内部风险管理规定——假如真的违反了的话。但是，阿多波利所在的“Delta One”部门有可能造成亏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该部门的交易介于自营交易和代客交易之间的灰色区域，对客户资产进行配置以匹配某些基准，比方说追踪金价。通过提供这一风险敞口而获得的所有额外盈利都可被该行保留：这是对利用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承担更多风险的绝好激励。不管阿多波利违反的是内部规定还是外部法律，“只要法律上可行就要去承担这类风险”正是投行业一直奉行的。如果“流氓交易员”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流氓活动”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因此，瑞银这桩丑闻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情。狭义的教训是，衍生品的确可用来管理风险，但它本身也隐藏着风险。广义的教训则是，决不能允许天生高风险的投行业危及公用事业银行业或更广泛的经济。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快努力，增加投行的资本金缓冲层，并在这些缓冲耗尽的情况下减小投行的解体难度。如果做到了这些，投行承担的风险以及随之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基本上就成为银行及其股东之间的事情——前提是股东没有遭到欺骗或误导。
然而，这并非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瑞银这桩丑闻肯定会造成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对瑞银本身的影响——其声望曾因次贷损失遭受重创，这次的打击将令其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日子更为艰难。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内隐藏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将让我们对其它银行产生怀疑，特别是在市场承受强大压力的欧元区的银行（尽管在周四全球五大央行联手干预后，这种压力减轻了一些）。
此事引发的最大问题是针对瑞士的。这个曾以在资金处理方面走保守路线为傲的国家，正在对投行的冒险文化失去耐心。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现，即便瑞士实行比《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更为严格的资本金规定（瑞士终结方案，Swiss finish），也不足以保护其公共金融不受损失。
文化很难通过法令来监管，但它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想管控投行文化，大家就要停止对它的补贴——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