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福布斯的说法引爆了一批人激烈反应，特别是党报的写手们好像自己的老婆被强奸一样的愤慨，奋起反驳。我国一些税务局豢养的砖家认为，国际上衡量一国税负高低，通常以“宏观税负”来考察，即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表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这把尺子本身就不合理，以这把尺子量出来的数据结论自然是不科学的。以“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中国税负高不高？首先要搞清楚如何判断任何一国税收负担是重还是轻，否则，公理婆理满天飞肯定搞不出什么结论来。“高”与不高本身就是相对的概念，潘长江可以说我很高相对于------，高与不高主要是基于公共收入-支出效率来看的，判断一国财政效率的主要标准是该国政府所获总体收入与其对公共品供给的贡献相对而言是否成比例。判断一国的政府收入，不仅要看税收，更要看其他收入。其次，判断一国税收是否过高主要看政府支出是否有效率，浪费较少。如果政府收入较高，但是大部分回馈给民生，如社会保障。而政府官员消费和办公设施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如果公共品供给需要大量的政府介入，政府规模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没有关系。
      从上述标准来看，我们的税负不仅是高了，而且是太高了，不是老百姓感觉错误，而是少数专家闭着眼睛讲话或者为了吃饭丧尽了良知，或者根本就是傻帽！
     首先，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可能并没有完全计算我国居民被政府以各种手段征收的税收。我国政府的收入至少来源于税收、行政收费、土地和金融要素租金收入和各种公共品行政垄断供给收入。以垄断土地供应的形式，推高房价，谋取暴利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生存基础。地方政府对本该财政支持的教育、市政设施变成垄断扩张的领域，市内也修建起收费公路，政府对公共产品不仅不投入，还通过行政垄断谋取大量收入。这些政府筹资行为最后反映在居民消费的成本上涨中，成为某种价格税。国有企业垄断石油、电信市场每年通过高价获得的收入转移又成为政府另一收入源泉。2009年，我国非税收入为8996亿元，土地出入收入14239．7亿元，国企利润1.3万亿元（其中接近80%的利润主要来自石油、通信、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根据国民改革基金会王小鲁的估计，我国政府实际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统计数据（王小鲁，《剖析灰色收入》）。根据周天勇的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约为我国GDP的37%，而非官方公布的21.7%。
      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物价，征收过多的商品价内税，而不是西方国家实行的高工资低物价，更多的是商品价外税，比如所得税、财产税等。这种穷人富人一律“无差别纳税”，加重着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者的税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税负痛苦”，无疑是穷人感受更深。“中国，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这是一些旅美人士考证的情况；而党报文章认为，不能只对比奢侈品消费，北京在公共交通、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价格则比纽约低很多。但是，比纽约价格低的比较还是忽略了收入因素。有财经评论人士算了一个账：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大约为5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32万元；北京2010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29073元；纽约CBD附近一居室租金最低为6400元人民币，北京为3000元人民币，与人均年收入相比较：纽约为2%、北京为10.3%，北京是纽约的5倍。相差5倍的基本生活价格、10倍多的收入差距，单以宏观税负上的几个百分点证明我们的税负水平不高，绝不科学。
       其次，税收总量占GDP的比例，只是单向反映征收水平，不能反映税收返还情况和财政支出效率与结构。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税收收入返还于民生的比例很低，大部分被用于政府工程、行政开支等。财政支出过程中，大量资金流通于预算之外，预算编制项目过粗且可以事后变动，人大事后审核流于形式，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支出。由于没有建立国民对政府预算、支出的有效约束，我国政府职务消费控制不力，财政对民生投入严重不足。大量支出用于行政成本支出和“面子工程”建设，办公场所建设和三公消费支出巨大，关系民生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仅占21%。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周天勇，2005）。根据CCTV2008年12月份的调查，中国公车、公费吃喝、公费旅游的三公开支达9000亿元。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由于缺乏激励政府机构发现、实施高效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机制，供给模式不科学、资金漏损问题严重。公共品投入不足和供给效率不高使公共品供给不足，公众承担了本应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

中美财政支出对比

项目	中国	美国
行政成本	37.6	12.5
经济建设投资	11.6	5.0
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25.0	75.0
其他	25.8	7.5

周天勇，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价值中国网，2005.7

政府收入持续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公共工程建设规划不科学浪费严重，工程建设中的漏损使公共工程投资持续消耗大量本来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减少了最终消费的比例。另一方面，企业由于过重的税收、非税负担和企业内部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的缺位，自1995年以来劳动者报酬份额持续下降，1995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达到51．44％，而到了1999年只有49．97％已下降到50％以下，到了2005年仅为41．40％，而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39．74％（中国统计年鉴，2009）。劳动者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同时居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国家财政收入年年高于GDP增速的同时居民消费必然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国富民穷的。一方面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被看成救世主，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难怪拜登和骆家辉的低调让大家那么关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