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跨进大学校门，就有人普及如何混进学生会，如何讨领导的欢心，形形色色的选课攻略，如何才能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获得最高的绩点。”大学生网络日志《我将如何读大学》以及《我和复旦》里揭露的“大学官场”怪现状，成为了9月2日上午复旦大学2011级新生入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院士引用最多的文字。（9月3日《东方早报(博客,微博)》）

　　大学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严斥学生官场怪现象，复旦可谓开了先河。不过，对此类现象的批评却是由来已久。前不久，清华在校生蒋方舟在给校方的公开信中说：“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显然，这样的情形并非仅存于清华、复旦等个别院校，有此老成世故之心态的大学生比比皆是。
　　就此，杨玉良校长认为，当前的大学包括整个社会当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价值的迷失。他连发三个反问：大学没有责任吗？大学的老师们没有责任吗？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们没有责任吗？
　　我想，责任当然是有的，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管理者、教师、学生都是大学的主体，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大学的所有行为与存在。因此，如何平衡、协调三方权力，使其按照大学固有的和应有的轨迹运行，历来都是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问题。大学“官场怪现状”的出现及其愈演愈烈，显然说明大学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的架构与运行出现了严重错位和偏离。
　　从大学的“三种权力”定位来说，学术权力理应是大学的核心权力，处于原则性和支配性地位，从而保证大学各种行为能够按照学术价值和原则运行；行政权力则处于从属地位，是为了协调组织各类资源配置和为教学、科研提供全方位服务而赋予的执行权力；学生权力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即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高校内部事务管理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而事实上，在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分布上却呈现出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式微和学生权力缺失的状态。行政权力由于掌握了大学的绝大多数资源，从而形成了对学术事务的强有力干预，对学生管理的绝对性掌控。
　　与行政权力膨胀相伴而生的，必然是学术权力的匍匐和学生权力的自我矮化。在物质、荣誉、学术、政策等各类资源越来越被紧密地控制在大学管理者手中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仅大学生们为之“竞折腰”，即便大学教授们也无法自持。于是，大学里出现了“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以及“四十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一类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新生一入学就琢磨如何混进学生会，如何讨领导欢心，如何与老师套磁要高分，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管理者与其高调批评大学生未入校门就想着如何混进学生会、如何讨领导欢心，还不如反躬自省，有所作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有效地约束大学行政权力做起，力所能及地让大学成为学术优先、风清气正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