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东方早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治理当前金融困境，须禁止公务员放高利贷。且不论这一禁令的可行性。在资金供不应求的条件下，禁止公务员放贷既不能解决资金难问题，对防止腐败问题也毫无作用。腐败的根源不是高利贷，相反，我们应该追究公务员放贷的资金从哪里来？

治金融危局，须禁公务员放高利贷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近来，温州金融形势风声鹤唳，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上周末，一起高利贷案中曝出“官银”现象——公务员放高利贷。

　　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曾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9月21日其举家潜逃后被警方抓获，据估算“大约有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有的是局级以上的”。而在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侦破的周某非法吸储案中，警方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牵涉资金从1500万元到8000万元不等。

　　首先，公务员能放高利贷吗？否。高利贷本身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借贷关系，但就公务员而言，是违法的。《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项明确禁止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公务员掌握公权，若从事商业活动，就容易以权谋私，所以绝对禁止公务员参与营利活动。而高利贷跟民间普通借贷不同，前者明确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为保证廉洁，公务员当然不能放高利贷。

　　但《公务员法》的明令禁止，似乎只留在纸面上。实际上，“官银”参与高利贷并非温州独有，以至于浙江省江山市专门出台了《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成为该省首个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当公务员都不能模范地守法时，法律公信还有几何呢？

　　其次，众所周知，高利贷行为常跟非法集资、赌博、非法拘禁，以至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如果再有“官银”介入，更易滋生腐败。
　　如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碎尸情妇案就涉及高利贷。谢以1000万元为本金放在某担保公司取利，但因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元利息就打进情妇的银行卡。再如前不久媒体曝光了福建龙岩市公务员利用公职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再高息转贷牟利，已涉嫌“高利转贷罪”。而且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明确指出：发放高利贷数额较大的，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一方面，高利贷涉及这么多犯罪，另一方面，掌握公权的公务员却深陷其中。如前述周某非法吸储案，债主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公众能相信警方办案的公正性吗？再如施晓洁案中，八成债主是公务员，他们自知这是“灰色”生意（如他们彻底明白那是违法勾当，也就不参与了），只能“低调”要债，甚至笔录都不敢做。这种“灰色”生意，很容易催发非法拘禁、绑架犯罪。

　　之前很多专论指出：温州乃至浙江，高利贷等地下金融盛行，是因中小企业主融资渠道不畅，典当行、担保公司、高利贷等灵活而“灰色”的民间金融自发填补了这部分金融市场。然而，这不是公务员放高利贷的借口。

　　一方面是当地公务员的确有资金，需要找投资渠道；一方面是有企业需要融资。但两者不能直接结合。所以要有“防火墙”，培育一个发达的投资产品二级市场，放松对信托业、公私募基金的准入门槛。让公务员通过购买金融产品，达到资产保值增值，而不是直接借高利贷，让权力在交易中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