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先扯到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那儿，光说汉武帝还不行，还得再往上扯一下汉文帝。再往上到汉高祖。

　　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老辈在秦灭后，拿下了江山，面对这么一个经过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大烂摊子。高祖这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政治家对国家、社会做了极其深刻的思考，最终小心翼翼地开始上岗治国，

　　一系列政策出台了，这些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

　　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美国不禁枪在现在看来很难理解很牛，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也是不禁枪的。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挂在身上，也没人拦你。你打一百把刀挂身上，只要你不砍人，就没人管你，你要是砍人，人家也有刀砍你，砍不过你，ZF就派兵来砍你。

　　这还不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高租竟然开放了货币，这就意味着，那时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自己造钱，在市场上流通。

　　到了吕后上岗的时候，这位在历史上身背很多恶名的太后，接着高祖的惠民政策，有出台了“奖励孝悌力田”，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敦行务本。

　　这样一来，国力开始逐渐恢复。

　　到了“文、景之治”时，汉之前的农业税惯例是十分之一，高祖给改成了十五分之一，到了文帝时，觉得老百姓过的还不够好，又给减了一半，就是三十分之一，其中，在位二十三年中，还有十二年全免。

　　这时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丁兴旺，家庭富足，各地的粮食储备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ZF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还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意思是各地纷纷涌现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市场空前繁荣，物资供应丰富。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南阳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老百姓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但领导人却节俭的要命，在历史上的抠门指数超高。

　　文帝十三年下诏发了个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奇珍异物。

　　而且，文帝管的住自己，也管的住媳妇，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好象是为了节约布，甚至，帷帐上连朵花都不绣。更别说出去开个公司干个什么买卖了。

　　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嫌贵就算了。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自然就跟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的事情即便有也不敢张扬。

　　史家都确定，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确实是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其实，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的繁荣，但背后却有着社会道德标准高和人心忠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想一想，商人可以自己造货币，可以造铁，不仅没有出乱子，反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

　　至少应该有很完善和严厉的法制作为保障吧，但是，高祖却废除了秦时一系列苛刻的法律。代之更为宽容的法律。这大概人心道德和经济建设一起发展的道理，还有个词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这么一个好家当，交到汉武帝手上。

　　汉武帝确实是雄才大略，手上有钱，家底殷实，特别是不甘心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当他确定和亲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时，决定动武。说干就干。

　　他十六岁即位，七十岁逝世，在位时，打了四十四年的仗，历史上有评价，共创建了这样几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这位被史家挂了五块沉甸甸政治金牌的皇帝在晚年也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求长生不老之类的。可是，他老人家确有过人的一面。

　　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罪己诏”的形式告之天下。

　　相当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如今人民日报的头版或者新闻联播换金时间告诉全国人民。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位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向人民道歉。

　　这位勇于认错的皇帝临死前除了对人民的愧疚和对自己武功，把领导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可是这为太子还小，才七岁，刚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当然接不了这一大摊子，于是就让大臣霍光辅佐他作皇帝。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

　　这时，国家领导权实际上是在霍光和另外几个大臣的手上，这几个大臣，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上官桀、还有一个是田千秋。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

　　因此，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一定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当然，当时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国家已经不堪承受，流民遍地，民怨极大。这也是六十多敢于直谏的贤良撸着袖子奔赴到长安责难ZF官员的重要根源。

　　作为ZF官员，不管有什么私利在心里，但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从高祖到文帝再到武帝再到现在，这些身历了朝代更替的大臣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很混乱，很迷茫，确实也需要听一听他人的建议。

　　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 “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

　　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会议的主题很斯文，叫“问民间疾苦”。

　　现在大致能了解到一些汉宫殿的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会在哪里开的，中午吃饭是几菜一汤，晚上住的是几星级的宾馆，现场挂没挂“问民间疾苦”这样的标语。

　　总之，六十多人开个会，加上ZF官员，旁听的，观摩的，端茶倒水的，做记录的，保安，物业还有见吵的太厉害在一边等着用武力劝架的卫兵，最多也就一百来人。

　　这一百来人，不用太大的殿就能坐的下。接待起来毫不费力。

　　一个县礼堂都绰绰有余。

　　这六十人多坐下后，就把矛头对向了桑弘羊，指责他出台并执行的行业垄断政策破坏了民风和社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