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樊纲说，现在有很多争议，关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比如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

　　樊纲认为，即使就经济体制而言，中国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而且也不能说改革完全没有走弯路，中国过去也走了一些弯路，幸运之处在于当前世界上出了很多问题，让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使今后改革的路可以走得更好。

　　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现在至少可以说走过了一个阶段，也许走了一半，但是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改。特别是旧的体制就是改了，新体制的建立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关于法制的问题，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完整的法制体系，法制体系的建立不能是纸上谈兵，还要有执法、判例，要在现实中切实起作用。只有这样，法律的权威才能建立，人们的行为才能规范。

　　经济体制改革要改的东西还有太多，比如中国的产权关系问题，包括国有和民营的关系，国有垄断怎么打破，民营经济怎么发展，产权如何保护等等。再比如金融体制，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是封闭的，人民币还是不可兑换的，资本的流动也还有很多的限制。还有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城市化中的制度问题，等等。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需要认识到，中国现在很多大的经济失衡，在深层次上都是因为这些制度要调整。比如中国的消费储蓄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背后除了有发展的原因之外，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制度问题。比如中国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和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关，和社保体制相关，也和整个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相关。

　　即使在经济体制方面，今后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才能让中国的经济比较平衡，有更好的发展。解决中国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使剩下的将近40%的农民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需要30年的高增长才能实现，各种体制改革就是保证中国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

　　樊纲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它和原始状态的市场经济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现代市场经济至少在原来的市场基础上加进了四个条件。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第一是私有产权，第二是自由定价。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市场经济又加进了四个东西。第一，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法制规则，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制越来越健全，也越来越细致。第二，社保。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替的时候，西方逐步形成的一个东西，各种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包括医疗，包括教育等等，以避免极端的两极分化。第三，监管。第四，宏观调控。监管和宏观调控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加入的。

　　樊纲认为，凯恩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坚持了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就是搞赤字，不管平衡。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投入和产出的平衡，收益和成本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的基本道理是在经济热的时候搞盈余抑制经济过热。经济萧条的时候搞赤字来刺激经济。现在西方各国长期的高额赤字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而是长期的民粹主义问题。所以，中国搞现代市场经济不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是必须是有法制、有社保、有监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化的趋向不可逆转，中国要搞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搞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加平衡，更加均衡，少走极端，少走弯路。如果今后的20年-3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变成原始市场经济，没有监管，出现泡沫而导致崩溃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失去10年、20年的问题，而是可能永远翻不过身来，永远被边缘化。所以越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越是要对历史上各国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思考，用一个更宽的视野看全球。

　　白重恩：经济增长需可持续制度创新

　　白重恩在论坛上表示，支撑中国奇迹的三大红利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追赶者红利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今后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制度红利，所以需要继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保持了高速度、高增长，甚至被定义为“中国奇迹”。在白重恩看来，支撑中国奇迹的因素有三点，一是人口红利，即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人口增多，人均经济负担减轻，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随着老龄化加剧，这一红利将不复存在。今年是人口抚养比最低的一年，以后会逐渐增加。二是制度红利。过去三十多年来进行了很多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机制改革，这种改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改善，使得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可以说，制度红利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三是追赶者红利。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发达经济还是非常的落后，但是在追赶他们的过程中有了可以学习的机会，可以套用现成的发展模式，避免发展中的失败。中国享受了这一红利，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可是，追赶者红利以后不会再这么显著，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如果仅仅跟着别人学习，已不再能够继续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出口导向，中国学习亚洲四小龙做出口导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成功，但现在的经济体量继续这样做注定要失败。当前中国经济实质的增长率是10%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增值，经济体量用美元计价的话，大概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而要想保持贸易占GDP的比例不变，就需要贸易以20%的速度来增加，但这个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中国经济体量变大以后，世界上没有足够的市场来吸纳中国的产品。

　　在人口红利和追赶者红利即将消失的情况下，白重恩认为，今后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制度红利，所以现在还需要继续改革，进行可持续的制度创新，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创新靠ZF的计划和ZF的主导是没有办法带来可持续的创新的。要想有持续的创新，必须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例，从微软、英特尔到谷歌，都是从小企业开始做大，在市场的竞争中找到新的商业模式，然后不断创新，引领了信息产业的潮流。可见，创新就是要靠市场中的企业来做，而不是靠ZF扶持某一个企业就能做好。

　　那么，如何保证市场中的创新？白重恩提出首先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ZF只是扶持现有大企业的话，创新企业就很难发展。所以，当追赶者的优势慢慢消失时，就需要一个鼓励竞争、让新思想能够在竞争中占领市场的制度，这个制度才能保证不断地把创新企业带到经济发展的新领域。

　　此外，垄断会影响创新。如果一个国家相当一部分企业享有垄断权，这些垄断行业收入要高于其他行业。人才就会被吸引到这些垄断企业中去。而这些垄断企业并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此，社会的创新动力就会不足。

　　白重恩还分析了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他指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在某些方面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例如，2008年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税合并以后，企业所得税制度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但是个人所得税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但目前关于个人所得税的争论过多的聚焦于起征点提高多少，而对个人所得税性质的改革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比如是不是应该尽快将个人所得税改成综合所得税和分类相结合的税收，以更大程度上提高税收效益，更好地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再如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中国服务业大部分征收的是营业税，作为中间商，交易过程中有几个环节就要交几次税，这使得服务业税收的负担很重，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才40%多，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平均比重都超过了50%。所以，要让服务业更好地发展，与其相关的税收就要改革。

　　问与答

　　问：中国很少对消费者进行专业保护，所以发生了类似三聚氰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理论方面研究不够充分？

　　樊纲：经济学有很多理论涉及对多数人群体利益的保护，特别是在福利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里面。在经济利益上是什么关系，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各国有很多的做法，应该是比较成熟的领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缺乏改革精神，而是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要等待很多问题逐步逐步的暴露。西方的法制和监管的制度体系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多年形成的。

　　比如说牛奶的问题，瑞士的监管会管到每头奶牛上，给每头奶牛编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工程，需要逐步的发展。所以有些问题是改革问题，有些是发展问题，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出的还不够。所以过去我们往往重视私人经济这样的基本问题，其实公共部门的行为、公共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才是现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包括现在的环保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正在逐步被大家重视。

　　问：如何保证投资者不是把钱投到投资性行业，而是投入到实体经济中，避免产业的空心化？

　　吴晓灵：我刚才讲到的几个工具，比如股本融资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中国现在有比较多的柜台市场，让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能够到柜台市场去用不公开发行的股票来募集资金，进行交易的话，大家就可以把钱投到这里来，这就让资本进入到了实体经济。在美国，资本市场中有诸如电子公告牌市场，纳斯达克的小型资本市场，纽交所市场等等，任何一个股份制的企业必定会对应着一个合法的融资渠道。但是在中国，由于在1998年关闭了所有的场外市场，现在只有公开上市一条路，于是一个企业从它诞生到上市这么漫长的过程没有股本融资的合法交易渠道。

　　再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贷款市场。银行的贷款因为有存款贷款结算，所以商业银行贷款能创造货币。但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所谓的影子银行其实只能改变货币的存在形态，并不会创造新的货币，因而让金融公司来放贷款也可以让实体经济获得贷款的需求。不要把过多的贷款责任都压到银行身上，这样会有过多的货币的创造。我们现在应该给尊重市场的经济主体筹资的权利和投资的权利。

　　还有中国现在的一些税收，其实也是不利于实业发展的。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业了，因为费了半天劲干实业的所得还不如在家里炒股炒房挣钱多。中国现在应该理清自己的政策环境，让干实业的人而不是玩虚拟经济的人得到更好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