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2年7月4日 作者：唐斯复 来源:教育与学术

陈岱孙（1900--1997），福建省福州市人。著名经济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192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受聘担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清华学校改建为清华大学后，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陈岱孙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经济学界一代宗师，享年97岁。
这位与20世纪同龄的老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从27岁开始的粉笔生涯，一直持续了七十年，春风化雨，桃李满园。
1997年7月27日上午8时12分，陈岱孙教授怀着对人生的深深眷恋，溘然长逝，结束了平凡而又奇迹般的一生。花纷纷，泪纷纷，哀悼的人们悲叹：一个时代结束了！
1997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陈先生身边，对他说："大舅，出版社让我写一篇关于您的文章，猜，我怎么写？"他侧过脸，眼睛放光。"我想好了第一句：在我少年时的印象中，我的大舅是位威严的人。好不好？"他笑了，连声说："好，好。"每当他绽出开心的笑容，我便会感到整个房子充满阳光。
少年时，我眼中的陈先生确实是威严的。人们称呼他都有个"大"字，同辈人称他"大哥"，晚辈叫他"大舅"、"大伯"，又下一代呼唤他"大舅公"、"大伯公"，我哥哥的孙子该叫他"大太公"，外面的人说到他，则是"大教授"、"大学者"，这"大"意味着了不起。50年代初，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住在外祖母家，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见到陈先生来。他个子好高，身板笔挺，穿着也笔挺，坐下喝杯茶，话不多，又笔挺着走了。那时，逢年过年，外祖母是要摆上香案祭祖先的，叫我磕头，我不肯。"大舅每次都磕头，你还不磕。"只要是陈先生做了的事，我一定顺从。放寒假，外祖母带我到陈先生家小住，陈先生的母亲我叫"四婆婆"，她和外祖母是妯娌，她们有说不完的往事。
在镜春园的日子，比在城里上课时还有规律。每天，陈先生6时30分起床，全家便都起来了，7时30分早点，12时午饭，6时晚饭，10时各自回睡房，与时钟一样准。镜春园甲79号平日安静的时候多。陈先生即便不外出上课，8时整坐到书桌前，一盏旧式绿玻璃罩的台灯便亮了，他潜心看书写字。每当此时，家里嗓门最大的朝年（管家兼厨师），也悄声来去。他的相册一本又一本，很多，从照片上看他年轻时好运动，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他二十八岁担任系主任，一直做到八十四岁。有时系里教员之间意见不一致，一起到镜春园开会，照例家里人回避。只听客厅里先一阵是双方语气激烈的争论，静下来后，是陈先生说话的声音，话不多，然后就没有声音了，不一会儿，传来开门和纷沓离去的脚步声。常听人们说，陈先生一语千钧，一槌定音。
实际上，陈先生一点也不可怕，从少年时我便喜欢和他在一起，喜欢镜春园家里的宁静和秩序。每一物件都有固定的放置地方，那煮茶的壶，套在壶上保温的绣花罩子和粗瓷杯碟，至今仿佛唾手可取。去上课之前，他把茶喝够，讲课几个小时无须再饮水，他说自己是"骆驼"，这习惯一直延续了很久。正餐四菜一汤，这大概是他在清华学校包饭时留下的规矩。那时吃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但是，忘不了吃饭时的情景。饭菜摆上桌了，朝年去里屋请四婆婆。穿戴梳妆整齐的四婆婆慢慢走出来（她腿不好），陈先生在门边迎候，抬起右臂，四婆婆扶着他走到桌边，他为母亲把椅子放合适，坐下。最年长的人先动筷子，全家人方可吃饭。饭桌上没有声音，没人挑肥拣瘦，没人落下米粒，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有客人时，略备薄酒，从不劝酒、划拳，酌量自饮。每个人走出卧室，衣冠整齐，陈先生沐浴后也整整齐齐走出洗澡间。
天气好时，大舅带我去商店买东西，他一定按顺序排队，请他站到前面去，他摆摆手。沿着未名湖散步是最迷人的了，他给我讲湖光塔影、临湖轩、花神庙……迎面过来不论是行人还是骑车人，见到大舅都会站定让出路来，恭敬地唤一声"陈先生"，大舅点头还礼，略侧身再往前走，继续给我讲北大图书馆藏书的故事。
陈先生求学的故事，是最令人听后难忘的。陈氏家族是福建闽侯的望族，书香门第，中国传统的老式大家庭。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太傅是我妈妈的祖父，陈先生的伯公。他留过小辫子，六岁到十五岁在私塾读书，国学基础厚实，酷爱学历史。他的外祖母家景况完全不同，十分洋派，他的外祖父、舅父曾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全家说英语。外祖父为他请了英文教师，自幼他的英文就很好。辛亥革命，十一岁时的陈先生自己把"猪尾巴"剪了，他说"我是少年革命党"。十五岁，入教会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中学读书，写了两篇文章便免修中文课，英文课只参加期末考试，专读他最怕的算术课，从最低班一级一级跳到最高班毕业。"一点基础都没有，学起来好难啊！"直到辞世前，偶谈往事，涉及此话题，他仍心有余悸。三年读完六年课程。1918年，他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插班三年级。在清华学校，他感到同学们一个个好厉害，都拼命念书，原来以为自己挺不错的，"可不能得意，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埋下头去，发奋念书！"1920年，赴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六年，得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因成绩杰出，荣获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十五岁到二十六岁的十一年间，他如同在跑道上狂奔，不断追过跑在前面的同学，冲向终点。"竞争十分激烈，我是连滚带爬地读完了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是世界高等学人聚集求学的学府，他二十二岁考入。"那时，我是个小伙子，班上有五十多岁出过著作的学者，他们不把我当回事，我要和他们比试比试。"整整四年，从不外出游玩，在图书馆中专用的小房间里发奋读书。他攻读的是经济学和哲学，涉及的学问非常广，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那个时期。博士学位答辩在研究院是众人关注的大事，考官是四位大胡子长者，他们分别是经济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学等学界的权威，其中一位主持答辩。没有预先可准备的考试范围，一入考场便是四个小时。他回忆："紧张得汗顺着脊梁往下流。"答辩完毕，如果这四位大胡子什么也不说走了，意思是"明年再来"。而对陈先生则是依次握手祝贺。他在班上最年幼，一次通过。之后，他周游一番。1926年，告别美国，取道欧洲，在英国、法国游学半年。1927年，返回祖国。我曾问他："您想过不回来吗？"他回答："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的是学成回来，报效祖国。"先回福建探望父母，8月北上，应聘赴清华大学任教，从他第一次面对学生起，便一直面对学生七十年！他到底教过多少学生，无法统计，来向他遗容告别的学生，有九十一岁的老人，也有二十一岁的年轻学子。陈岱孙教授倾毕生年华、学识才智，化作一届一届学生的成长，他似吐丝的春蚕、燃烧自我的蜡炬。他乐意得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陈先生怀念在清华的生活，他获得教课和奋发读书的满足。那时一位教员要担任3-4门课，每星期8-9课时。他在哈佛大学时专业方向是财政金融，教的主要也是这一门，但是，他感到对于中国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太不够了，最初几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充实自己，补充教课的内容。1932年，清华大学又提供他旅费和生活费，去欧洲游学一年。他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和大不列颠博物院里，曾为写《比较预算制度》一书作准备，又是发奋地读书。大家都评价陈先生教课教得太精彩，那是教员坚持学贯中西，厚积薄发的效果。教书是他毕生的职业。学习，也伴随了他一生。1997年1月初，他还捧着一本厚厚的、国外出版不久的经济学著作在读。手不释卷，可谓他一生的写照。
《文汇读书周报》曾刊一文，题目是《陈岱孙：一代学人的终结》，这似乎成了怀念他的共同话题。1928年，陈先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1929年，他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长，他是最年轻的院长，其他诸院长也只有三四十岁，均踌躇满志，具有为教育献身的精神。他们组成校务委员会，制定、管理全校教学工作，效率卓著。教授之间的君子之交，至今被当作美谈。陈先生带我去过张奚若先生家，因为先生谢世，去看望张夫人，张夫人是他打桥牌的牌友。我也去过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家，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老友见面，谈笑风生。两位都是终生未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陪金先生住；金先生有一收集嗜好，屋里到处是特大个的水果，下面用红木架托着；再就是满屋子的书，和弥漫的熏醋味，为了防感冒用的。每次与老朋友叙谈后，陈先生的脚步会轻快许多，脸上的兴奋能挂很久。物理学教授叶企孙也是单身贵族，也住镜春园，陈先生和他在星期日常常一同进城，各有去处，下午4时在东安市场内的和平西餐馆会面，喝杯咖啡歇歇脚，再一起返回北京大学。叶先生家有一位老张，与朝年是相同角色，管家兼厨师。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先生被冤枉投进监狱，抗战时他在天津冒死为八路军买过药品和器材，后来加给他的罪名是"叛徒"、"特务"。出狱后病得很重，陈先生常去看他，给他送东西，每次谈话都心情沉重。不久，叶先生去世了。陈先生与物理学家周培源是通家之好，是20年代时的朋友。说起来也是很久以前，陈先生带我去崇文门吃饭，他指着一个店面说："过去这里是家洋行，卖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周伯伯结婚之前，要我陪他给新娘买个礼物，就在这里，我替他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针线盒。"周先生头发白得早，陈先生叫他"周白毛"，时常在晚饭后带我去他们家玩。周先生看到我们，总是挥动双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周夫人就把家里的好东西抱出来给我们吃，周家的女儿对陈先生特别好，不论哪一个出国、出差回来，买的东西第一个送陈爸。后来，周培源当了政协副主席，搬离北大校园，陈先生去得少了。当周培源去世的消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正在喝茶，茶杯险些掉在地上，他掩面恸哭，难以割舍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挚友。上面谈到的都是中国教育界一代举足轻重的著名教授，陈先生看着他们一个个地先走了。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先生去世，这些家的晚辈全来了，呼唤着"亲爱的陈爸"，深深地鞠躬。抗战前，在清华大学教书，他们过着很好的生活，月薪平均四百银元，以面粉价格换算，相当今天的人民币四万元。但是，抗日战争打响，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奔赴长沙、昆明，建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陈先生在清华的家是很讲究的，南下时，连家都没回，从会议室上的路，朝年只从家里抱出一包四公公四婆婆的衣物。陈先生到了长沙，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据说，首先扫荡教授住宅区的是本国村民，陈先生的家空了，连同他在欧洲搜集的关于预算问题的资料和已写了两三年的手稿，全部化为乌有。在长沙、昆明共八年半，住过戏院的包厢，也曾和朱自清同宿一室，生活拮据到连一支一支买的香烟也抽不起了。他们在炮火下，坚持上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威胁中，坚持上课；在极端贫困中，坚持上课。这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是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节奏赶路的，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实践者。1945年，陈先生作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身携巨款，最先回到北平，接收和恢复清华大学。他在东单日本人撤退前大甩卖的集市上，买了几件家具，再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的行军床、一条从日军缴获来的粗毛毯，凑成一个新家。
镜春园的家就是如此简朴。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陈先生曾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一年，第二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对这般按苏联的大学模式将综合大学调整成专业院校，一直存有异议，主张专才必须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几十年中，他反复惋惜：一些很好的综合大学被肢解，恢复起来不容易。他们这一代学人走的是从通才成为专才的路。由此，他又谈到过因为知识面窄，有些教员只能承担一门课的教学，甚至有一门课由几个教员分段授课的现象，"这样，对学生是很不利的"。当然，这类现象近几年逐渐在改变，他感到欣慰。晚年，家里几个孙辈的孩子，在北大和清华上学，他要求他们选听本专业以外的大课，包括文学和艺术讲座。很难估量，他对学生们的爱有多深，对学生们成才的期望有多殷切。1976年，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生受到歧视，被认为基础差，陈先生说："这样对待他们不公平，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给他们上课。"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课时，增加知识量，那个时期，他累得很瘦很瘦。改革开放了，年轻人有机会出国留学，陈先生非常高兴，记不清为多少人写过推荐信，帮助他们确定专业和选择学校。他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但又从不这样提出要求，期待国家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坚信：学生们会回来的。师生交谈，话语不多，临行握别，每一个学生都会从老师那温暖有力的手上，得到动力，感受到挚爱。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面带岁月风霜的男士，陈先生外出开会，来者要了一张纸留言，他这样写道：1957年我当了"右派"，发配到外地，曾来向老师告别，终于没敢推开虚掩的门，在门外向老师鞠躬。凡是对被平反归来的学生，他都备薄酒接风。他去世后，到家里来吊唁的人很多，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已八十有余，他流着泪说："我最后的一位老师走了！"经济学院95级研究生男女十人，静悄悄地在院子里集合，身上只有庄重的黑色和白色，他们站成一排行礼时，脸上是从心底升上的神圣。他们非常幸福，拥有如此值得尊敬和热爱的师长。
陈先生终生未娶给人们留下一个谜，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直至到北大，对此传说很多，"美谈"很多。有一天我壮着胆子问："大舅，外面人说的是真的吗？""瞎说。"就两个字把我堵回去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曾经来采访他，其中问到他终生未娶的原因，他回答：一是没时间，二是需两厢情愿。我认为后者是主要的。50年代，四婆婆和我外祖母为此十分着急，张罗着介绍对象，因为陈先生是独生子。我还跟着去看他们见面呢。在北海公园白塔下的茶座，来了一位穿着整齐的女士，脸上略施脂粉，戴着金丝边眼镜，看样子，她挺中意陈先生的，但是，陈先生没兴趣，不了了之。后来，还有人来提亲，全是有上文没下文。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衣柜、箱子整整齐齐，留下的枕套、被单还能用好多年。
陈先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心境平和。其实，他心中也藏有痛苦和无奈。他最痛苦的是学生早逝和被扼杀前程。"文化大革命"前夜，陈先生发低烧，我妈妈把他送进医院查病因，躲过了北京大学的"革命浪潮"，若是他也被戴上高帽子和抹黑脸，后果不堪设想。回学校以后隔离审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一劫是逃不过的。所幸的是他没有被关过"牛棚"，他没有被人直呼姓名。据说，工宣队、军宣队都尊称他"陈先生"，这在北大找不出第二个人。那时，我妈妈传来陈先生的决定：暂不见面。他是怕连累我们。于是，音信全无。不久，妈妈去了江西鲤鱼洲北大的干校。紧接着，陈先生也被派去鲤鱼洲。便笺寄来，要求代买一双翻毛高统鞋，一条狗皮褥子。那时候他第一次给我们"留言"，做好了再也回不来的准备，届时他已七十高龄。命运多变，旋即又取消他去鲤鱼洲的决定，让他去大兴县庞各庄收麦子。很难想象，他个子这么高，长时间弯腰收割，怎么吃得消。总算结束了"学农"，立即又把他们派去"学工"，在轧钢厂劳动，住在北街一个托儿所里。熬到春节前夕，好不容易接到他的便笺，说："春节放假，你们到托儿所来接我。"等得实在太久了，如同熬过一场战争生还者相见--那天，天空阴沉得如铅色，他穿着灰外套，戴蓝棉帽，说不出他脸上的神情，依旧腰背挺直，我和妹妹直冲过去。"回家说话。"他克制喜悦，令人感到凄凉。那期间，四婆婆去世了，外祖母也去世了，她们老妯娌俩谁也没能给谁送行。我们陪着陈先生把四婆婆送去火化，陈先生陪着我们把外祖母送去火化，又把她们葬在了一起。1995年妈妈去世。待来年清明时，我们将把他们都葬在他们母亲的身旁，长眠在一起。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我雀跃过三次：陈先生不去鲤鱼洲了！妈妈要从鲤鱼洲回来了！"四人帮"打倒了！这些都是陈先生第一个告诉我的。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建设现代化的新时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重大的革命，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令很多人生活陷入困境，陈先生是其中之一个。他一向慷慨、乐善好施，过去取了工资直奔邮电局，给有困难的亲友、学生一一汇款。《北京青年报》刊有一文《心中往事》，写的是他救济一位生活无着的"右派"学生达八年的事情。这些年他靠补助，靠亲友、学生接济度日，这是他最最不情愿的。1995年，他的月工资实发八百六十元，他坚持按年度纳税。窘境中，不忘记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
陈先生的晚年有个信条："挣扎着不服老"，"和年轻人在一起会感到年轻"。九十岁生日，他是在给二百多人上课的讲坛上度过的。平日，密切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断提出具有前瞻性、对制定经济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建议。那几年中，他出版了《陈岱孙文集（上、下）》、《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主编《中国经济大百科全书》、《市场经济大百科全书》等。他九十五岁时还为来自台湾的女学生主持了博士论文答辩。1989年，他的家从镜春园搬到南园五十五号，房子宽敞了，住进几个孙辈年轻人，他们常在老人面前穿梭来往，他高兴。解放北平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劝陈先生去台湾，说："这是飞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了。蒋先生请您一定动身，到台湾再办清华大学。"他谢绝了，国民党令他失望，因为--腐败。他对腐败深恶痛绝，只要看到电视新闻中有腐败曝光，他便会嘣出一句："宰！""皇上才有权力杀人呢，我们就选您当皇上吧。"于是，"皇上"成了孩子对舅公的爱称。1900年农历闰八月二十七日是他的生日，与孔夫子同一天，属鼠，十九年过一次。1995年10月，北京大学盛会庆祝他九十五华诞，他说："我只有六岁呢。"他对孩子们从来不说教，也从不刻意为他们做榜样，但是，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的舅公给予后人的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从青少年时代起秉承了一生的世间最简单和朴素的信念：读书救国。这是所有发奋图强的国家和所有发奋图强的青年所需要的信念。"
1997年7月9日下午，他拄着手杖出门，无需搀扶走向送他去北京医院的汽车。在医院里，他的身体急剧走向衰弱，再高明的医生已回天无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报纸上题为《不依规矩 不成方圆》一文的标题处打上"√"，颤抖着写下一个"留"字，推荐给我们看。7月26日下午，晏智杰教授到医院汇报介绍陈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那本书（即《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已编撰完毕。他虽虚弱，仍拱手致谢。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在这里划上句号。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起了那把小小的金钥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似问非问："现在不知道在什么人的手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恍惚中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这些是他心中的情结。
1997年7月27日清晨6时30分，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我们拿给他，看后他点点头。他保持了生命最后一天仍是6时30分起床的习惯。
陈先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风云，面对了太多太多的死亡，他称得上是：历尽沧桑。他是他们那一代学人中，最后一个走的。他的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学人的终结，但是，他们的精神、风范、操守、才智，将永恒。自古以来，先贤和圣者光照大地，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份光明！

（作者唐斯复为陈岱孙先生外甥女，《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