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贫富差距恶化必然割裂社会

重点导读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域和城乡有六种组合，每组中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同。

    缩小地域差距主要对应ZF投资政策。只要给予人们迁徙的自由，地域差距并不可怕。劳动力的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地域差距。

    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主要对应ZF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中国税制改革严重落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没有到位，需要通过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穷人，缩小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基尼系数度量的是东部城市中的富裕群体和西部农村贫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诸多因素中间，城乡差距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在六个立柱体中，贫富差距都没有超过警戒线，也没有显著扩大，这就是中国社会基本稳定的原因。

    基尼系数有其局限性。第一，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基尼系数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第三，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

1.1正视贫富差距恶化的现实

务必警惕：贫富差距恶化有可能割裂社会，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测量指标，在127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第95位。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参见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31期，2007年7月。】

早在十几年前，中央就提出来要缩小贫富差距，可是喊了好久，怎么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我们是否应当好好反思、检查一下，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众所周知，30多年来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国民人均收入、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交通及基础设施等许多指标，印度都略胜于中国。到了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2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7 400美元，印度为3 400美元，相差2.176倍。参见CIA，World Factbook， 2011.3】如果到中国和印度城乡走一圈，可以观察到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明显地高于印度人。可是，许多中国人却越来越不满。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胸中的怨气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财富和物质享受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

在经济改革之前，物质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人们缺衣少食，生活贫穷。年轻人结婚，最高的追求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即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能力购买。那个时候，人们买不齐也能将就，心态相当平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在20世纪80年代，结婚几大件的内容变成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音响。新千年以后，年轻人结婚不仅要全套电器，还要汽车和住房。近来在网上流传，没有房子老丈母娘就不让女儿结婚。当年那么贫寒，人们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怨气。如今丰衣足食，许多人住上新房，开上新车，银行中存款节节上升，反而怨气冲天，极度不满。说到底，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人们普遍具有这样的意识：不患贫，患不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当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病根。

2011年新年以后，在许多报纸杂志上可以见到这样的观点：“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分配改革涉及企业、ZF、劳动者三方的关系，必须改变当前‘GDP一大步，财政税收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的严重不同步状态，通过ZF减税、企业让利，联手推进收入分配关系合理化。”

“具体来说，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实现ZF、企业、劳动者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四是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五要量化改革目标，制定分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叶晓楠：哪些经济问题会成“两会”热点？[N]人民日报，2011-02-23（2）.】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既然分配制度改革是最难的攻坚战，究竟应当如何改革分配制度？

ZF减税，很好，减什么税？减税之后，如何保证ZF开支？是不是也要缩减ZF开支？

如果缩减ZF开支，很好，是减少中央ZF的预算还是地方ZF的预算？减少哪个部分的开支？如果不能减少ZF预算，又要减税，那么是不是要搞赤字预算或者增发货币？

提高居民收入，很好，可是怎么才能提高居民收入？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是给居民增加工资吗？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点，ZF也许可以给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增加工资，可是怎么才能给民营企业的员工提高工资？怎么才能给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增加收入？

2010年我国大多数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加了22.8%。据说还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线，这些做法似乎很得人心，但是，这些做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时机是否成熟？是否能够奏效？

在讨论各种对策之前似乎有必要先关注一下：究竟如何度量贫富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1.2度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度强调平等，牺牲了效率，导致普遍贫穷；反之，如果过度强调效率，会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倒U形曲线。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变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贫富差距将会逐渐缩小。【S.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1）：1-28】但是，倒U形曲线并不会自动出现，因此，不能听任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库兹涅茨主张通过财政补贴和社会福利等二次分配手段来帮助穷人，采取累进税制、针对富人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所得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如果ZF政策失误，贫富差距可能会持续恶化，以至于颠覆社会稳定，终止经济增长。

托达罗(M.Todaro)等经济学家分析了4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后指出，经济增长的好处不会自动地流向极端贫穷的群体。在许多国家，尽管经济发展了，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有所下降。当然，也存在成功的例证，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取得高经济增长的时候，基尼系数并没有显著上升。【迈克尔 P 托达罗本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也就是说，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低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均等。在非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率很低，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极为严重。

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要侧重强调提高效率，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要防止贫富差距恶化，重点帮助低收入群体，共同致富。有必要认真研究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并且采取正确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恶化。

通常，人们用基尼系数来度量贫富差距。拿人口百分比作横轴，收入百分比作纵轴，画个正方形。将居民按照收入排列，假如收入绝对平均，随着人口增加，收入等比例增加，肯定沿着对角线移动。假如最穷的10%的居民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这个点必定落在对角线下方。连接这些点就构成了洛伦茨曲线。这条曲线和对角线之间的面积与半个正方形面积之比就称为基尼系数。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贫富差距越小，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按照联合国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为0.24～0.36，美国偏高，为0.4。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农村为0.29，城镇为0.16，收入比较平等。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且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之后，农民收入得到较大改善，贫富差距缩小，1984年的基尼系数下降为0.26。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城乡合并计算的基尼系数在1984年是0.30，到1989年上升为0.35。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向上攀升。1994年基尼系数达到0.434，【参见《中国国情国力》，1994（6），28页；《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7月26日。】在2001年达到0.45，2004年达到0.47。【数据引自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10月。】

在研究社会贫富差距的时候，人们通常拿最穷的10%人口和最富的10%人口作为比较对象，观察这两组居民的收入（或消费）占总收入（总消费）的百分比。如果收入绝对平均，那么无论属于哪个组别，10%的人口就应当占有10%的总收入。如果10%最穷的人占有的收入比例远远低于总收入的10%，而10%最富的人占有的收入大大高于10%，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很大。

发达国家或地区中最穷的10%人口占有总收入的比例在2%左右。在中国，最穷的10%人口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6%，说明中国最穷的穷人在整个收入和消费中占的比例非常小。日本为4.8%，中国台湾地区为6.7%，贫富差距比较小。其他转型经济国家，如俄罗斯1.9%，波兰3.1%，都比中国好一些。印度的这个指标为3.6%，显著地高于中国。

如果用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之间的倍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调查数据计算，1995年富裕家庭收入是穷困家庭的14倍，到2005年扩大为21倍。2005年全国有373亿居民户，以城镇20%高收入居民户（3 798万户）代表全国收入最高的10%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3万元，以农村20%低收入家庭（3 654万户）代表收入最低的10%居民，其人均纯收入约1100元，两者相差21倍。【参见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10月。】

王小鲁等人指出：“真实的贫富差距可能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如果近似地用城镇20%高收入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的10.2%，2005年的人均收入约6.05万元）和农村20%低收入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的9.8%，仍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人均收入约为1 100元）的收入水平来代表全国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那么这最高和最低两组之间的差距大约是55倍，而不是根据原来的收入统计数据推算得到的21倍。”【参见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31期，2007年7月。】

不过，基尼系数有时会使人感到困惑。在印度旅行，经常可以看见大片贫民窟，几乎到处可以遇见赤贫的穷人。虽然中国也有贫民区，相比之下，似乎要比印度好一些。访问者普遍得到的印象是印度的不平等问题也许比中国更严重，可是印度的基尼系数却比中国低。印度的基尼系数在1964年曾高达0.46，在实行绿色革命之后逐年下降，2004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下降为0.368。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在下降，是不是中国的不平等问题比印度更严重，或者说中国的穷人生活水平还不如印度的穷人？

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此之高？

中国处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转折？会不会在尚未出现转折之前就由于贫富差距过度而失去社会稳定？

1.3三大差距，六种组合

库兹涅茨、托达罗等人在研究贫富差距时所观察的大部分是中小国家和地区。除了亚洲四小龙之外，这些经济体都没有出现急剧的结构变化和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地区差距相当大，城乡差距很大，大量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导致贫富差距变大也许另有原因，相应的政策建议也可能大不相同。

正如王小鲁和樊纲所指出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参见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10月。】这里将其简称为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

城乡、地域和社会阶层构成三维坐标。在城乡坐标上有两个选择：城市和农村；在地域上有三个选择：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广西、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自治区。】地域和城乡这两个指标有六种组合：东部城市、东部农村，中部城市、中部农村，西部城市、西部农村。在每一个地区的城市或者农村中还存在着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为了阐述简单起见，假设西部农村的人均收入为R23，在给定的时间内从10增加到12，东部城市的人均收入为R11，在这个时段内由100增加到150。

如果按照地域和城乡将居民分为六组，他们的平均收入构成六个立柱体。随着经济增长，每个立柱体都以不同速度向上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不一样。这里假设城市人均收入增长了50%，而农村人均收入增长了20%。

只要数据样本足够大，任何地区居民收入都遵循正态分布，不难算出这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均值和方差。六个地区居民收入的均值和方差各不相同。如果方差比较小，说明数据集中在均值附近，贫富差距比较小。方差越大，说明在这个组别内的居民收入越不均等。

1.4贫富差距的地域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能不能消除地区差距，让中西部地区赶上沿海？恐怕永远都做不到。除了像香港、新加坡这样的港口城市，谈不上地域差距，任何大国都有地域差距。自然环境是天赋的，人类只能在适应环境的前提下有限地改造环境。美国中部自然条件恶劣，有许多州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美国的经济重心在东海岸（纽约、芝加哥）和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试图让中部的经济赶上沿海。中国也是这样，西部地区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有些地区严重缺水，多是沙漠戈壁，自然条件非常严酷。与其在这样的地区投入大量资本，还不如干脆将当地的居民迁移到更适合发展的地区。

承认地域差距并不等于听任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ZF应当削减贫困地区的税收，增加贷款额度，增加对落后地区的交通、通信设施投资，对贫困户给予直接补贴，特别要大力扶助落后地区的教育，减免学费，增派教师，兴建校舍。总之，缩小地域差距主要靠ZF的财税政策和基础建设投资。

实践证明，只要给予人们迁徙的自由，地域差距并不可怕。劳动力的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地域差距。当西北的农民捆好行李奔向沿海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只要有迁徙自由，不被歧视，人们就能够接受现实。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度，民工潮的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允许民工流动，不仅让出门的民工有活可干，增加收入，还要让他们能够在城镇中落地生根。更重要的是，出门打工的大多是农村中最有活力、最有胆识的人。他们外出打工，释放了在农村中集聚的压力，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匪浅。

1.5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

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平衡。旧有平衡建立在低收入的基础上，新的平衡建立在更高的收入基础上，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显然，在改革初期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突破和校正。如果坚持要让所有的人同时富起来，只能继续吃大锅饭。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不平衡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这个不平衡是走向整体富裕不可避免的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敢于投入商海，兴办民营企业的人很容易发财。在短缺经济中，民营企业家无论开什么厂都能赚钱。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培育出了一批早期的企业家，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民众。那个时候，贫富差距迅速加大，很好理解。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摆脱了短缺经济，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完善，价格变得更加灵活，基本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暴富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只要政府政策得当，贫富差距理应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逐步缩小。目前，贫富差距这么大，反映出政府财税、福利政策改革的滞后。

中国税制改革严重落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方各国，个人所得税占财税总额的比例大约为40%，可是，2010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政府财税总额的6.61%。绝大部分的财税收入来自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交易税、销售税、企业所得税等。从表面来看，向生产者征税和向消费者征税似乎差不多，实际上，在征收相同税赋的前提下，向消费者征税要优于向生产者征税。向生产者征税容易造成市场扭曲，降低效率。让企业缴税，实际上是按照人头均摊，明显地对富人有利。个人所得税比例过低，使得累进税制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对来说，富人缴税负担轻而穷人缴税负担重，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参见本书第12章和徐滇庆主编的《中国税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没有到位也加剧了贫富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财税收入逐年增加，【2010年全国财税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参见《人民日报》，2011年3月6日。】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也变得更强。有可能通过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穷人，缩小贫富差距。

1.6贫富差距中的城乡因素      

众所周知，农民穷，农村苦，农业真困难。为此，每年中国政府都要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支援农业，体现了政府对农民生活的关怀。可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扩大。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比农村高2～3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差距缩小了，这个比例下降为1.86倍。改革以后，由于城市发展速度比农村快，在2006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农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差距扩大了176倍。【参见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10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请参阅本书第9章。】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7年的2.6∶1 上升达到2010年的3.33∶1，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尹晓宇，“民富还有多远”，《人民日报》，2011年3月7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有人呼吁推广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机械化程度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吗？有些农业机械可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有些可以节省劳动力，毫无疑义，对于前者理应大力支持。可是对于后者来说，实在没有多少意义。中国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零。采用先进技术，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在农村依然无事可干，还要支付机械化的各项成本，得不偿失。可以断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消化之前，农业机械化帮助农民脱贫的效果并不显著。

有人说，要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消费，从而扩大内需。这些提法很空洞，毫无意义。农民难道不愿意改善生活？没有钱怎么增加消费？在农村没活可干，到哪儿挣钱？

有人认为，增加农业产量，农民自然可以增加收入。从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来看，中国已在全球名列前茅。虽然改进农作物品种，改善农田管理，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不过，亿万年形成的农作物基因很难突变，提高产量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在2010年，许多农产品已经处于过剩状态，供过于求。农产品的总需求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人口变化是有规律的，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4%左右。在丰衣足食之后，每个人对于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耗量基本稳定，并不是越有钱吃得越多。如果农产品生产过多，不仅储存困难，还有变质的可能。倘若农产品卖不出去，反而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农民脱离贫穷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逐渐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很小。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0.9%，加拿大2%，英国2%，日本4.4%。而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3%。【参见CIA，World Factbook，2011。所有统计数据都是2010年的估计值。】改革开放以来，有2亿多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几千万人从内地的农村前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他们在东部地区打工，哪怕每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也比待在家乡好多了。如果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一半，即使产出不变，农民的平均收入可以增长一倍。

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还有1亿多。【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析请参阅本书第3章。】近年来，每年新增就业1 000万左右。201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 168万人，比年初有关部门规划的900万人数超出1/4强【卢锋，“中国劳动力市场火爆的隐忧”，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www.nsd.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4602】。即使保持这个高速度，也还要很多年才能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需求决定订单，订单决定了新增就业机会。由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萎缩，海外订单少了，中国出口遇到了更大的障碍。新增就业机会大幅度减少。显然，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将被拖得更长，农村生活水平上升的速度也将有所放慢。

说到底，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众所周知，收入最高的人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而收入最低的人群在西部荒凉的农村里。比较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居民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极端：东部城市和西部农村。在最高的立柱中选取相当于总人口10%的人口，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在最低的立柱中选取相当于总人口10%的人口，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然后再比较这两个收入之差。也就是说，假设6个地区的居民人数都是100人，如果选取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实际上是在东部城市的100人当中选取收入最高的60个人，然后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如此计算出来的平均收入肯定高于这个组别的收入均值。同理，选取最低10%收入的居民，计算出来的收入肯定低于这个组别的均值。由于东部城市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6，因此需要按照具体的分布情况调整。

如果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为α，农村的增长率为β，在基年，东部城市与西部农村的居民收入比为R11/R23，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比例变为[(1+α)·R11]/[(1+β)·R23]。

在上例中，α=0.5，β=0.2；原来东部城市和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比为10，经过5年之后变为12.5。

假定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分别为100、80、40，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50、30和10，东部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比西部农村高10倍。假定在5年之后，城市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0%，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0%。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为150、120和60，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平均收入分别为60、36和12。如此一来，东部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到150，而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提高到12，两者相差12.5倍。显然，基尼系数会大幅度上升。

如果拿最高和最低相比，原来的差距是90，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变为138，两者之间的差距增加了48。这个差距扩大可以有两种途径分解。先看城乡差距后看地区差距，或者先看地区差距后看城乡差距。如果先看城乡差距，在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增加40；然后，农村东部和农村中部的差距增加4；在农村中部和农村西部的差距增加4。如果先看地区差距，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差距增加10；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差距增加20；在西部城乡差距增加18。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一般来讲，在5年内，农村居民收入增加20%，应当说很不错了。可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50%，结果，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如果城乡差距不大，或者城乡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不多，那么经济增长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

由此可见，城乡差别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1.7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往往会出现低收入群体的抗争、游行示威，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可是，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失去稳定？

基尼系数比较的是收入最高与最低群体之间的差距。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来说，这两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中，基尼系数确实可以反映贫富差距，在理论上并没有错。

人们对贫穷的不满程度取决于和周边的比较。如果看见有的人（如官员、奸商）暴富，而自己变得更穷，于是不平则鸣，怨声载道。如果周边的人和自身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变化，人们通常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承受能力比较强。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在同一个立柱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在任何一个立柱体内的居民收入方差加大了，肯定会引起低收入群体的不满，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基尼系数比较的是两个极端状况：最高立柱体的顶端和最低立柱体的底端，即在东部城市中的富人和西部农村中的穷人。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可是这两组人并不生活在一个地方。收入最高的一组人在东部的大城市里，而收入最低的一组人在西部的农村中。

如果单独观察某个城市，例如北京、深圳或者银川、延安，数据显示，在改革初期，这些地方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都在上升。近几年，收入差距并没有继续增加，或者变化不大。少数城市，例如北京的基尼系数还呈现下降趋势。显然，北京加大了扶贫力度，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资助和补贴，提供了一些廉租房，这些转移支付措施缩小了贫富差距。纵观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基尼系数并没有明显恶化。

如果单独观察农村的数据，基尼系数普遍先增后降。改革初期随着一批乡镇企业的出现，农村的基尼系数开始加大。单纯务农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那些参与乡镇企业和服务业的家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经济开始调整，有些乡镇企业关门、消失了，有些被大企业吸收、兼并了。农村中非农经济相对稳定。2000年以后，农村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开厂、开店不容易，生产的商品很难卖出去，弄得不好还可能赔本，务农的风险反而比较小。2008年以后农业连年丰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各项直接补贴，减免农村学校的学费，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和城市比较，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农民收入处于上升状态。农村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

全国各地城市或者农村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0，唯一高于0.4的地方是北京农村。北京郊区的农民收入多元化，不仅有较多的加工业、服务业，还有大量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贫富差距可能更显著一些。即便如此，基尼系数也只有0.409，尚且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有些人常常将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和GDP增长率混淆起来。在原则上，各地GDP增量求和之后应当等于全国GDP增量。【由于各省的经济边界不清楚，GDP计算往往出现重复计算，各省GDP求和之后可能大于全国的数字。】可是，在计算基尼系数的时候，并不是加总求和。无论城市或农村，各地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基尼系数可能越大。

在西部农村的人对于上海、深圳的人的收入并没有感性认识。换句话说，上海、深圳和那些西部穷山村相比，好像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对于西部农民来说，上海、深圳的收入水平再高，也和他们不相干。宁夏的农民并不关心上海的有钱人是否开宝马，就像索马里的农民对美国贵妇用什么牌子的香水没有兴趣一样。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感觉建立在本地的收入差距上。只要本身的收入水平还在持续上升，只要周边的收入分配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产生激烈的反感，就不可能因为基尼系数扩大而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压力，社会也不会轻易失去平衡。这就很清楚地解释了在基尼系数不断加大情况下，中国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原因。

1.8基尼系数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是否很重要？对于一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单一的小国来说，基尼系数确实可以用来度量贫富差距。可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城乡差距很大、地区差距很大的经济体而言，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第一，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从上述案例可见，农村增长速度是20%，城市增长速度为50%，结果基尼系数急剧上升。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是东部城市中收入最高的组别和西部农村收入最低的组别之间的居民收入的相对关系。不能说基尼系数高，经济增长速度就高（或低）。

第二，基尼系数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在上例中，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20%，在任何指标体系中这个变化都很可观，可是基尼系数却大幅度上升了。由此可见，基尼系数上升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

第三，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国土面积越大，最富的群体和最穷的群体在空间上的距离越远，可比性越少。当然，如果在某个地区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有可能危及这个地区的社会稳定。

1.9治理三大差距适用不同的政策

基尼系数并没有解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没有找准病根，就很难对症下药。虽然三大差距（城乡、地域和阶层）都会扩大贫富差距，有必要探讨究竟哪个差距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只有抓住主要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如果是阶层差距的原因，适用ZF的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例如，直接给极度贫困家庭发放补贴或社会救济，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福利保障。最重要的是通过税制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通过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与此同时，通过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减缓高收入群体对财产的占有率。

如果是地区差距，适用ZF投资政策。ZF需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修路架桥，修建交通、电力、电信和水利设施。增加对贫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例如，兴办学校，增加教育经费，免除贫困地区学生的学费。

如果城乡差距是主要原因，除了加大ZF对农业投入，减免农业税收，对农村提供各种技术、信息服务，兴修农田水利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帮助、鼓励劳动力流动。提供各种帮助，让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移动。务必要善待进城的农民，不允许在户口、居住、子女教育和其他方面对农民工有任何歧视。

治理贫富差距的根本措施在于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只有加速把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第2章  刘易斯拐点

重点导读

按照中国2008年的数据预测，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大约在14～18年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要解决中国劳动力充分就业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绝对不要轻信流言飞语，对艰巨的改革任务掉以轻心。

2009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为38.1%。世界工业化国家大部分在2%左右，横向对比，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由于总产量较难提高，倘若农村人口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只有逐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平均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推动农民工进城的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村的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城市的最低收入，所以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大批劳动力转移走了，农业产出并未减少，农民平均收入有所提高。

从边际劳动生产率和用工作价的相对变化规律来看，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或者已经逼近的根据不足。

某些地区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未必意味着在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

近年来，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并不支持劳动力市场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2.1描述二元经济转型的刘易斯模型

2.1.1二元经济边界划分和基本假设

近年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么多的学者乃至普通百姓都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91年去世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对他的模型如此重视。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的论文，把欠发达经济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传统部门（traditional sector）和现代部门(modern sector)。刘易斯用这个模型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来，拉尼斯（Ranis）和费景汉（Fei， J.C.H）等人在1961年发表论文《经济发展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拓展了刘易斯的理论。刘易斯模型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二元经济模型之一。

人们对二元经济的边界划分并不一致。有人简单地认为农业是传统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是现代部门。【刘易斯本人曾经多次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农业当做传统部门。】有人从生产技术方面来分类，认为传统部门采用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技术，生产率比较低，现代部门使用以大机器设备为主的生产技术。还有人从资本密集程度来划分两个部门，在现代部门每个劳动力使用的资本量大于传统部门，资本-劳动力比率更高。上述这些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在欧美各国的农业生产早已使用大机器和集约化先进技术，资本密集程度很高，劳动生产率也很高。把欧美各国的农业称为传统部门似乎并不合适，即使在中国也并非所有的农业都属于传统部门，某些比较先进的农场无论是生产还是管理都超越了传统部门的范畴。

严格地说，在刘易斯模型中区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主要原则是市场化程度，或者简单地说是否为市场而生产。人们通常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为“小农经济”，就是因为其基本上遵循自给自足的原则，商品化、货币化的程度很低。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属于传统部门。由于缺乏劳动分工，缺乏资金和技术投入，缺乏生产组织和技术创新，小农经济通常意味着低生产率。现代部门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通过市场交易，促进信息流通和劳动分工，不断引进技术创新，改进生产组织，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刘易斯模型中有一个基本假设：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因此，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有利于促进生产。因为现代部门的平均收入高于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劳动力由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反映了社会进步潮流。显然，这些假设符合人们的常识和经济学基本理论。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是否拥有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定义非常清晰：边际劳动力产出等于零。也就是说，减少一个劳动力投入并不减少产出，在这种意义上当然可以说这个劳动力是“剩余”的。

为什么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传统部门遵循共同体原则。农民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雇用和工资制度。农民家庭成员遵循互助、互济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农忙的时候全家下地；不忙的时候，只有壮劳力下地；农闲的时候，大家都待在家里。在农民家庭中从来也不会根据利润最优化的原则来决定劳动力的雇用量。因此，在统计农村劳动力的时候包括了农村中所有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劳动的人口而没有考虑这些劳动力是否“全职”就业。农业生产的特征使得剩余劳动力的概念特别突出。事实上，由于受到耕地和其他资源及市场的约束，除非外出打工，农民家庭基本上没有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途径。

在现代部门，基本生产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市场化的企业。由于企业家和员工之间没有血缘纽带，他们必然会追求利润最大化，按照边际劳动产出等于工资的原则决定雇用规模。如果减少一个劳动力而不减少产出，企业家会毫不犹豫地裁员。只有在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招工。除非是不太考虑利润最优化的国有企业，在企业中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目前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确实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是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经济改革中一些国企正在裁减冗员，努力提高生产效率。

在传统部门只能计算农民的平均收入，而现代部门中则按照边际产出的原则来决定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乏资本，而劳动力相对过剩。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一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大问题。在现代部门通常可以通过增加生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降低失业率，可是农业生产并非如此，很难通过增加产出来增加农业就业机会。

首先，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往往受制于市场总需求。只有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不断地增加产出，并且在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售出这些农产品。在摆脱短缺经济之后，农民只能按照市场需求来生产。对于一个稳定的经济体来说，农业总产出只能渐进增长。否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总产出取决于民众的消费需求。对于大多数农产品来说，并不是居民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食品的需求可能并不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对于一些主食而言，反而有减少的趋势。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食品消费量与居民总数有关而和收入高低关系不大。假若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农民增产的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

其次，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一般说来，由于植物基因不会发生突变，较难在农业生产上出现重大的技术革新。

再次，农产品保存期比较短，保管和运输成本高，制约了农产品增产。

农民的平均收入等于总产量价值和农村人口之比。由于总产量较难提高，倘若农村人口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只有逐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平均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2.1.2到底有几个拐点

随着大量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城镇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一旦整个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当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雇用更多劳动力的时候，由于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企业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工资以吸引新的劳动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工资水平迅速上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

有人如此定义刘易斯拐点：“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加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做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可以称为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参见蔡昉,“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第41页。这个定义有些地方含糊不清。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是“产生”出来的，而是历史积累形成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逐步减少，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肯定超过农业中“产生”剩余劳动力的速度。】

按照上述提法，在“刘易斯拐点”之外又冒出来一个“商业化点”。学术界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在这里被称为商业化点，而“工资开始提高”的那个点被叫做刘易斯拐点。

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又提出：“刘易斯拐点有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的区别。第一拐点指的是，由于内生的因素，当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超过农业中产生剩余劳动力的速度，现代部门工资上升时就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拐点指的是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相当，二元经济结构被单一的经济结构所取代。”他们认为，在中国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第二个拐点还没有到。看起来，这里的第二个拐点就是上文提及的“商业化点”。

在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随意改换定义。在拓展原有定义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不要随心所欲，平白添加和别人交流的障碍。这样做可能会把别人搞糊涂，甚至把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没有结论的娱乐。在仓颉造字的时候，把两条腿的叫人，把四条腿的叫狗，原本不过是个符号，调换一下亦无不可。可是，经历5 000年之后，不能随意更改。如果把人叫做狗，不是骂人就是语文出错了。任意改换定义的人只能怪自己出生太晚。

其实，把哪个点叫做刘易斯拐点并不重要，但是，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按照上述定义，刘易斯拐点（或者叫做第一个拐点）是“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况”，语焉不详。弄不清楚在这里“开始提高”的定义是什么。究竟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开始提高，还是普通工人或者城市最低工资开始提高？是局部地区开始提高还是全面提高？是名义工资提高还是扣除了生活费用上涨因素之后的真实工资提高？显然，在这个定义中，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或者说第一拐点）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如果拿这种缺乏严谨定义的概念来讨论政策，除了添乱之外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主张中国劳动力市场接近或达到刘易斯拐点的说法在经济学界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关键就在于他们悄悄地修改了传统的刘易斯拐点的定义，缺乏严格的论证，许多地方似是而非，难免被很多人不理解。为了弄清楚刘易斯拐点的真实含义，有必要仔细推敲一下刘易斯模型的基本结构。

2.1.5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面貌日新月异，农产品产量迅速上升。在这个阶段中，农民离乡进城的数量不多。1984年以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对缓慢期，劳动力的转移率仅为2.49%。

第二阶段（1984～1986年）。经济改革扩展到工业领域，大量乡镇企业如同雨后春笋在沿海建立起来，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两年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从2 101万人增加到4 531万人，转移率从5.84%上升到12.23%。但是，劳动力转移局限于本地区。

第三阶段（1986～1992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劳动力转移减缓，转移率的年均增长率仅有0.73%。

第四阶段（1992～199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第二个高峰。1995年年底，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达10 52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2.02%。随着沿海1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大量外资投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特定的铁路交通线上出现拥挤现象，春运的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第五阶段（1995～2002年）。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三个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向沿海转移，而且扩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农民工的概念被广泛重视。2002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2 38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32.93%，比上年增加4.74%。

第六个阶段，从2002年至今。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在沿海某些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沿海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内地转移。人们开始讨论劳动力市场是否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是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请参阅关帼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现状分析”，《人口与经济》，2010年增刊，第25页。】

从地域特点来看，1990年以前主要是“就地转移”。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是“离土不离乡”。本地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1996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达1.35亿人，较1978年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了1亿以上。截至2007年年末，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5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8%。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在市场机制和ZF引导的双重作用下，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李晓娟，“浅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人口与经济》，2010年增刊，第15页。】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2年以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平稳增加。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 533万人，较上年增加492万人，其中单身外出农民工11 567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2 966万人，分别较2008年增长3.4%和3.7%。单身外出仍是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形式。迄今为止，外出务工劳动力仍未超过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

2.2农民工进城的激励机制

现代化、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过程有时快，有时慢，关键在于推动劳动力转移的激励机制。价格的形成机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在刘易斯模型中，城乡收入的相对差别是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与其关注劳动力进城的数量，还不如更多地研究农民进城的激励。

毫无疑问，在刘易斯模型第一步，推动农民工进城的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村的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城市的最低收入，所以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大批劳动力转移走了，农业产出并未减少，农民平均收入有所提高。

只要农村平均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城市的最低工资，那么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就将继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民逐步有了足够的工作量，直到变成“全职”工作。从理论上说，当最后一个剩余劳动力离开农业，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边际产出由零转为正数。也就是说，再减少农业劳动力，农业总产出有可能减少。农村劳动力是否会继续向城市转移？和农业产出是否下降关系不大，取决于城市中的最低工资是否仍然高于农村的平均收入。如果高，那么就会继续转移，直到农村的平均收入和城市最低工资基本拉平。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促进农民采用先进技术和机械生产。由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约束被不断放宽，边际劳动产出也随之增加，农村平均收入也随之上升。当农产品出现一定短缺时，农产品价格将适度上升，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促使农民提高农产品产量。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总量不一定会下降；恰恰相反，很可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这就是人们憧憬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

在刘易斯模型中，有几个不同的价格水平：农村平均收入、城市平均收入和城市最低收入。有人以为只要城市平均收入高于农村平均收入，农民就会不断进城找工作，这样说并不十分确切。尽管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贫富差距，但是一般来说，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比农村更严重。城市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最低工资。在城市中收入最低的群体往往是那些刚刚脱离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如今人们不难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在建筑工地上的力工几乎都是农民工，扫马路的几乎都是农民工。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是城市最低收入。

针对城市最低收入，刘易斯提出了一个“生计工资”的概念（一些文献中称之为“制度性生存工资水平”）。毫无疑问，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费用高于乡下。只有扣除了生活费用之后，农民工的所得依然高于农村平均收入，他们才能在城市中生活得更好，否则农民工完全没有必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有的学者认为生计工资的概念不能成立。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村劳动力总数不断减少，农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生计工资也会不断提高。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生计工资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随时间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计工资不存在。参见徐祥临，“中国要跳出刘易斯拐点陷阱”，财经网，2010年12月1日。】在刘易斯模型的第一阶段，由于在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最低收入，因此，企业只要支付生计工资就能雇用到从农村来的民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生计工资相当于城市的最低工资。接受生计工资的人大部分都是进城不久的农民工。生计工资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如果当地的生活水平、物价指数上升，生计工资也会跟着上升。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去深圳打工的民工住宿每个月只要50元，如今却要几百元。食品的价格也远远高于80年代。在80年代，农民工可以欣然接受700～800元的月薪，而现在如果还拿这个工资就等于白干。倘若大批民工拒绝接受这个工资，当然会出现雇不到工人的情况。某些新闻媒体大喊“民工荒”，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刘易斯模型假定城镇最低工资线是不动的。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绝对值不变；第二，城市物价水平不变。在理论研究中这样假设无可厚非，但是在现实中这种假设显然过于苛刻。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城镇的生活费用上升速度超过农村。假定农村平均收入和城镇最低工资的绝对值都不变，由于城镇生活费用越来越贵，城乡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反而会缩小，从而降低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激励因素。当前，在沿海大都市中普通劳工的工资水平确实在不断上升，可是这些地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上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净收入水平是否显著上升还需要具体分析。众所周知，只有名义工资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时候，真实工资才上涨。深圳、上海等地的生活费用上涨幅度较大，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即便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农民工的工资上涨速度和通货膨胀率持平，他们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也可能在下降。但是，这并不说明在农村中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