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子版的？

看了3个多小时，终于看完了。。。。
  

对“3.9为谁说话”这部分不是很认同，就像三个代表最后一样“我们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了，可能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也可能能是农村低收入者。。。总之要抓住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彻底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

支持这样的活动，先看完

这种差距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如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全民所有制等

讨论（仅代表个人）：个人觉得作者所说的消灭剩余劳动力，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如果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这部分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本，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工作机会，这些人就无所事事，自然会低收入，自然会贫穷等等之类的。

不好意思，要去开会，一会儿回来继续说！~

对，是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造成的。作者是经济学者，“中南海”经济方面的智囊，可能会偏重经济学方向来阐述，呵呵。

本书前言，请参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民族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象征。既然是百家争鸣，就不是一家、两家，要十家、百家。不仅要鸣，而且要争。只有在争论中才能辨别真理，发展真理。
    近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很少出现认真的争论。有些文章很轻率地提出一些观点，信手拈来一些似是而非的数据，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可是，只要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这些观点就得以迅速蔓延，似乎成了舆论主流。虽然常常有人质疑这些观点，可是却很少有机会认真切磋。
    例如：有人声称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因此应当大幅度增加工资；有人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太低，因此应当增加工资；有人说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他们提出的办法仍然是给员工增加工资，似乎只有增加工资才能促进内需；有人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要赶快给低收入群体增加工资；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光怪陆离，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核心就是要增加工资。尽管这些观点当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依然可以分辨出其背后隐藏着民粹主义的身影。民粹主义是变色龙，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当前，民粹主义迎合小市民的眼前利益，罔顾经济规律和长期发展，披上了“为民请命”的外衣，具有很高的欺骗性。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不满情绪逐步上升，民众对于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很容易和这些说法产生共鸣。
    越过真理一步就是谬误。
    因为缺乏思想交锋，学风浮躁，对许多理论问题没有仔细推敲，甚至对许多基本数据未加考证，以讹传讹，囫囵吞枣，导致一些政策轻率出台。例如，各省市纷纷提高最低工资线，给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大幅度增发工资等。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上流动性严重过剩，城乡居民存款数字节节攀升，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金融结构严重失衡。事与愿违，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很难展开认真的讨论？除了学风浮躁之外，民粹主义泛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要对那些迎合小市民的主张稍加质疑，马上就砸过来数不尽的板砖，扣上一顶顶帽子：不关心民众生活，没有替穷人讲话。特别是在网络上，动辄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污蔑和攻击，充分体现了民粹主义走向极端之后表现出来的仇富、仇官、仇外、仇知识的特征。
    众所周知，贫富差距恶化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所以有必要仔细分析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恶化的原因。人们常用基尼系数度量最富和最穷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别。在中国，最富的群体几乎都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中，而最穷的穷人分散在西部农村。因此，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千方百计把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帮助他们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找到工作。可是，在民粹主义的鼓动之下，近年来采取的政策却是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线，这样做固然可以暂时赢得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欢迎，可是却堵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这是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继续减少，直到接近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状况。毫无疑问，刘易斯拐点迟早会来。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不过，在研究经济政策的时候仅仅知道起点和终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目前在哪里。如果判断失误，有可能犯拔苗助长的错误。
    对于形势判断历来有左右之分，如果过于乐观，容易犯“左”倾错误；如果过于悲观，有可能犯右倾错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左”倾路线。在武装斗争时期，在条件不成熟时鼓吹“城市中心暴动”、“全面出击”，几乎断送了革命。在和平建设时期，头脑发热，大跃进，大炼钢铁，损失惨重，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有些人宁左勿右。实践证明，激进未必正确，不能说“左”倾就比右倾更好。鼓吹在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的人恰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如果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线，表面上迎合了一些小市民的要求而获得一片赞许，实际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这样下去，只会南辕北辙，把基尼系数越拉越大，最终割裂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隐患。谁说这不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
    为了迎合小市民的眼前利益，哗众取宠，民粹主义者必须为增加工资制造理由。明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接近或超过了GDP增长率，他们非要说：“GDP一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其实，只要认真地分析数据，他们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有些人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居民消费萎缩了，农民工大量进城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加大了，等等。他们以为经济结构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搞清楚数据变化的内涵而做出了错误判断。倘若这些说法真的成立的话，岂不是要检查一下前段时间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否出了严重的问题？
    数据证明，近年来的改革进程基本是健康的。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和世界各国相比并不低，不仅劳动者报酬逐年得到提高，在GDP中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尽管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却在逐年缩小，鼓励农民工进城的方针是正确的。消费并没有萎缩，等到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高投资结束，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自然回归正常。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处于合理的区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扭曲。服务业占GDP比重偏低的原因是由于税制扭曲而丢掉了部分统计数据。只要启动税制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服务业的比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不能武断地说中国的收入结构存在严重的扭曲，更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出了严重的问题。
    有个寓言故事叫“杯弓蛇影”，说有个人去朋友家做客，看到杯子里有条蛇的影子，惊魂不定，回家就病了。等到朋友来探病方才知道缘由，所谓“蛇影”，实际上是墙上挂的一张弓的倒影，解释清楚之后这个人立刻大病痊愈。误读数据就是这些人酒杯中的蛇影。
    鼓吹大幅度增加劳动报酬的人犯了一系列逻辑上的错误。
    他们没有弄清楚到底谁是增加工资的主体。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是企业的话，他们用不着叫喊，回家去和企业家谈判，要求增加工资。如果企业不给加工资，完全可以把老板炒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个地方就业，还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显然，说当前劳动报酬比重逐年下降的人针对的并不是企业而是政府，他们是喊给政府听的。
    叫政府加工资？显然，政府只能给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加工资。请问，目前公务员的报酬待遇和其他人相比是高还是低？最近几年，报考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长，本身就说明公务员的报酬和待遇高于其他行业。    叫喊给公务员加工资似乎多此一举。那些垄断性国企的工资水平广为人们所羡慕，也用不着替他们操心。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就是逐步限制和取消垄断，让所有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政府能不能强制民营企业增加工资？够戗。除非设定最低工资线，否则，真的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根据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状况设定工资水平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倘若政府官员出手强行干预企业的经营，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如果从“道德”上劝说，未必能起作用。如果采用其他非正规手段，在当前情况下无论什么企业都得低头服从，不过一旦民营企业的利润下降到一定程度，就很难阻止这些企业倒闭。政府出手干预企业的工资很可能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利少弊多，得不偿失。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递进式个人所得税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缩小贫富差距最有力的工具。可是，前些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增加工资，只要一提及税制改革，朝野两头都不感兴趣。当前的税制使得许多官员得益，尽管有几个官员偶尔抱怨税制混乱，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拖就拖。老百姓被民粹主义一忽悠，听见税改就以为是官家变着法子来搜刮民脂民膏，齐声喊打。主张税制改革的学者们喊了很久，未见效果，大多退回书斋去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税制体系还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税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若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彻底改革税制，大幅度削减企业税负，将削减下来的企业税收作为工资发给职工，再按照递进税制征收个人所得税。把相当大一部分税负从企业转移到个人头上，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分配效率，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改善民众生活。这个税制改革的思路已经提出来十多年了，虽然在学术界存在相当高的共识，却迟迟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究其原因，除了学风浮躁、没有透彻地展开争论之外，无非是既得利益集团缺乏给自己开刀的勇气和魄力。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必须深化改革，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让政府逐渐退出生产和交易领域，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些鼓吹劳动者报酬太低的人多数是出于好心，稀里糊涂地被似是而非的数据所误导。必须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真实情况，通过公平的辩论制止错误潮流继续泛滥。要特别警惕民粹主义思潮否定市场化改革，鼓吹新的政府干预。绝对不容许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开历史倒车。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衷心地感谢姚洋、周其仁、卢锋、李玲、许定波、李稻葵、霍德明、茅于轼、张曙光、盛洪、郑玉歆、汤敏、左小蕾、巴曙松、赵晓、钟伟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自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年成立以来，每年夏天我都来到这里客座研究。不知不觉在风雨中走过了十几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没有偏见，没有禁忌，每个人都认真做学问，发挥自己的专长，勇于探索。恐怕很难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学术环境。许多有关经济改革重大政策的争论都发生在这里，而争论双方的旗手都是朗润园里的老师。正是争论促进了对许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非常感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给我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大力支持我投入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几乎所有的作者都真诚地对夫人奉献上他们的谢意，我对此深有同感。写书是一项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要集中精力思考，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数百页来。如果没有关克勤提供的后勤支持和各方面的帮助，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
    李昕博士已经和我合作完成了三本书。在我带过的博士生中，她最有效率、最敬业，基本功非常扎实，总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交给她的科研任务。本书中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都是她完成的。目前她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只要持之以恒，前途无量。
    我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很有缘分，合作多次，非常愉快。非常钦佩他们的高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王磊、颜诚若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在此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写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大合作项目（7081017020）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09JJD790002）的资助。
    在本书中我直率地谈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意在抛砖引玉，难免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衷心地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教。期待在认真的学术探讨中让我们的认识更接近真理。
徐滇庆
2011年6月26日

有道理。文中通过设定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来谈如何解决贫富差距。也就是说避免了贫困线划分一刀切的情况。当然不可否认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数据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不过，如果能够让这部分人达到和“耕者有其田”对应的“劳者有其活”的境地，也许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
当然，本帖摘录的内容有限。该书中有大量的数据和数据分析，可能对您的专业研究有用。因为格式问题实在发不上来，还望海涵

谢谢您的支持！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思想上的觉悟还是木有到位            

       作者有关为何中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很大但社会平稳的论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人心的动荡源于不平衡。其实人们得对比主要还是自己能触摸得到的人。如果是一个贵州的农民，他是不会因为中国李首富的巨额财富而心生怨念的。但如果是自己邻居一日日暴富，同时享受各种优待，最恐怖的是延及后代，那么这个可怜的农民就会心生不满了。总之，正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区域经济覆盖面大、地域广阔等等因素，使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没有引发社会问题。

        广大农民，才是中国经济得以安全发展的最大功臣！要想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首先就要让农民富起来。要想让农民富起来，就需要让农民有机会挣到钱，而不是给他们钱。这时，就需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所以说，归根到底，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解决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小子献丑了。
       有关楼主在文中提到的“中国税制改革严重落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非常赞同。现在中国的个税虽然有一定的阶梯差异，不过很明显没有更好的起到它应该起到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作者虽然说应该通过将企业的高缴税转移至员工身上。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的，不是简单的一刀切。个人觉得需要循序渐进。可以通过将个税的征缴分级更加的细化，通过对那些超高人群增加税赋，来赢得一部分额外税款，这部分钱就用做将企业税逐步减免过程中的国家收入补偿。超高人群的职业分布，大部分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如果是高管，企业税减免自然会对他们多缴的税进行补偿。对于专业人员，如果是在企业任职，企业税降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给这部分人提供福利的能力：毕竟专业人才都是香馍馍，都是需要供着的。
      多收的这部分税款补偿因企业税逐步减免而带来的国家收入减少。毕竟企业不会国家一减免企业税，就立马给员工涨工资。这需要国家对企业进行监督和鼓励。等员工收入基本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后，才能进行个税的增收，逐步实现税收主要来源由企业税转移到个人税。
     装在自己口袋里的钱谁也不想白白掏出来，只有多给他一部分，然后让他让出多给他的这部分中的一部分，大家才可能愿意。

效率与社会分层

      资源利用效率主导的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容易出现寡头垄断，不论这种垄断是资本整合（兼并）还是技术创新（如微软、苹果）导致的,，其内在动力均为追求高于平均水平的资源利用回报。

       有人会说技术创新有错啊。从资源聚集的过程来说，技术垄断只是一个借口，或者是一个政策支持（知识产权法）。因为技术垄断后，可以独家生产产品，拥有高度自主的定价权，正因为这个原因，社会资源也会围绕他快速聚集，形成庞大的力量。

         各种寡头垄断出现之后，社会整体效率出现很大提高。随之出现的问题不再生存和吃饭的问题。因为效率提高后，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多了，新问题不再是低层次的生存意义上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社会参与的问题。那些非垄断企业的人，失业而有社会保障的人，能感受到的仅仅是自己生活变好了，成了纯消费的群体，技术进步的成功喜悦与他们无关。由于缺乏参与社会，这些人其实生活在垄断企业之外，社会由此分裂了。

       保就业，在中国来讲与其说是失业多了增加社会不稳定，还不如说是让工业企业能够吸纳农业人口到效率高的工业部门，从而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对美国来讲，目前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参与的问题。

　　效率问题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成果就太好了！只是，工业的发展趋势是“科技去人工化”，可能就业容量有限。缓解就业来说，服务业的作用无疑更大。希望能在效率提高的前提下，城乡服务业也能对劳动力转移工作起到更多的帮助！

社会效率的提高，只会带来更多的休闲和失业，参与社会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但作为人，希望参与并不是获得更好的收入，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机会。当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依靠现有社会资源实现自我，那么这部分人要么被排斥于社会之外，成为黑格尔意义的存在着；要么另起炉灶，成为创新者。

不错，劳动也包含着一种价值实现的精神享受！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上一个经典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指标，贫富差距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可以从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来一睹端倪，现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已经愈演愈烈，众多示威者宣称他们只是在向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示威。根据统计，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占的财富比例高达 34.6%，在1982年，这个比例仅仅为12.8%。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虽然不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但在二战后很少出现类似的问题，但这次产生占领华尔街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众所周知，基尼系数的范围是从0（如果所有人收入都相同）到1（如果一个人拥有全国的财富），基尼系数越低，财富分配越加均匀。根据美国权威研究机构CIA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在研究的134个国家中排名仅位于94位，比中国（0.42）、印度（0.45）还要高，与传统的高福利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差距非常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财富的愈加集中于少数权贵阶级手中，他们对经济、政治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这种影响力导致出台的经济、政治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少数权贵阶级，从而最终导致了财富的进一步集中。这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自我循环。最终可能导致大多数民众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生活成本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急剧降低而不断积累着对生活、社会的失望、不安和愤怒，最终将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这确实值得当前的中国重视，随着30年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也在不断积累，这也能从我们的基尼系数0.42看出，《看懂中国贫富差距》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老子说过：”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我想，很多问题，值得考虑。

好书啊   定了

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