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这种举国上下仅仅为金牌而体育的做法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应该回归到体育本身上来，也就是为全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身体健康而体育。只有一个个象“金牌”体育这样不和谐的做法都慢慢消除了，和谐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亚运会中国只应该得10枚金牌

郑现莉

　　看了今天的亚运奖牌榜（截至12月8日05:04:05），从数字上看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国获得的金牌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我国已经获得了90枚金牌，处于奖牌榜第二到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朝鲜，分别获得了26、19、10、5枚，与中国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只获得了4枚金牌，除中国外其他所有国家金牌总数也不过91枚。第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的金牌数少于本国获得的银牌数，也少于铜牌数。中国获得的银牌和铜牌数分别为50、20枚，甚至而这之和都少于金牌数90枚。而日本的银牌数、铜牌数分别为30、38枚，多于金牌数26，韩国的银牌数、铜牌数分别为25、45枚，多于金牌数19，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有类似现象。

　　从这些数字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举国体制在猎获金牌上是有成效的，但这种成效来源于巨大的资金投入。影响奖牌的因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人种，另一个是资金投入。具体到亚洲范围内来说，即使在足球、篮球等大球项目上，人种所起的作用也远远小于在全球范围。以足球为例，中国队在对抗西亚白种人球队时，在身体上并不处于明显的下风，至少不象与欧美强队对抗时那么明显，日本、韩国还常常能战胜西亚强队伊朗；在篮球上，中国队甚至还处于上风。在其他运动项目上，人种所导致的差距就更小了，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种在奖牌榜上的差距只能从资金投入上来寻找原因，但是我们又很难掌握各个国家资金投入的具体数额，国家体育总局的经费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整体为“金牌”体育所支付的成本，我们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分析。

　　我们可以假定各个国家资金投入数额与其获得的金牌数是一个正比例关系。这种假定是合理的，首先金牌数最能体现运动员的实力，也最能反映国家资金投入状况；其次，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尽管有很多偶然因素发生，这对分析个体能否获得金牌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或有利或不利的偶然因素对每个运动员都是公平的，发生不利影响的概率是相同的，并不会因为他所属的国家不同而不同。就总体来说，偶然因素就会大致抵消，真实的反映一个国家在体育方面的实力。当然为了更大的消除偶然因素对我们分析的影响，还可以将上届釜山亚运会的金牌榜数据纳入我们的分析范围。在下面，我们将选取日本、印度作为参照对象，因为他们都是人口大国，之所以不选取韩国是因为它是上届亚运会的东道主，而这个因素对获取金牌是有重大影响的。

　　釜山亚运会中国一共获得了150枚金牌，日本获得了44枚，印度是11枚。将这些数据与截至到目前三国在多哈亚运会上金牌数合并起来，那么中国是240枚，日本是70枚，印度是15枚。中国分别是日本、印度的3.43倍和16倍，那么大致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在这种“金牌”体育事业中的总投入也是日本、印度的相应倍数。考虑到人口因素，中国按13亿、日本按1.28亿、印度按10亿计算，那么三国人均为“金牌”体育所付出的财富的比例可以计算出来，中国为日本的0.34倍，为印度的12.31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上述三国在GDP总量以及人均GDP上的差异。

　　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大约是2.2万亿美元，而日本大约是4.5万亿，相差了一倍多。再来看人口，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日本仅为约1.28亿，相差了10倍多，人均GDP相差了20多倍。印度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0亿，与我国比较接近，GDP总量大约为0.72万亿美元，人均GDP与我国相比不超过3倍。

　　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日本、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1352、36486和652美元。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的数据不准确，修正为1700美元，我们就采信这个数据，那么日本的人均GDP约是中国的21.5倍，中国人均GDP为印度的2.61倍，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采用这个数据。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人均为“金牌”体育所付出的资金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与日本、印度同样数据的比值，分别为7.31倍和4.72倍。

　　这个数据意味着，假如中国拿出了人均GDP的7.31％用于“金牌”体育事业，那么日本只拿出了1％，印度拿出的比例则是（7.31/4.72）％＝1.55％。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全社会劳动工资占GDP的比重（这一数据也叫分配率）明显低于日本这个因素。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可得，我国分配率从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降低，如1978年份为15.70％，1980年份最高为17.09％，1985年份为15.43％，1995年份为13.85％，2003年份为12.57％。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数字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

　　这里还只是整体工资数据，没有考虑到政府高官以及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拿到的远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据媒体报道，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我国平均工资水平18000元的1000倍，是一个低收入的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另外还要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分配率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象北京这样白领阶层人数较多的地区分配率就高一些，而在象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这样普通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密集的地区分配率就低的多。如2003年，我国分配率最高的地区北京为30％，最低的江苏只有7.36％，而北京与江苏的人均GDP之比为1：0.52（如果除去苏北农业地区之后，这一数字恐怕要接近的多），分配率之比却为1：0.24。上海的分配率是12.30％，仅是北京分配率的41％，而上海的人均GDP却是全国最高的，是北京的1.45倍。另两个农民工流入大省广东、浙江分配率仅为11.12％和8.3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就业，如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会有相当部分劳动收入没有计算在内，上述分配率数据肯定是偏低的。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规模超过1.26亿人，按1.3亿人计算。2005年下半年以来，劳动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于他们的人均收入，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是860元/月，平均在外就业时间为8.6个月，合7396元/年；劳动保障部对企业调查显示，人均工资为949元/月，对个人调查显示，月收入为1045元/月，平均就业时间为9.5个月，采信较高数据合9927.5元/年；中国人民银行是1033元/月，没查到平均就业时间数据，采信劳动保障部的9.5个月，合9813.5元/年；农业部的调查最低，为6577元/年。综合以上，农民工年平均收入即使取整数按1万元来计算的话，那么农民工工资总额也不超过1.3万亿元。

　　再来看纯农业地区农民的收入。按照国土资源部2006年4月份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每亩土地的产出在不计算劳动投入的情况下，去除诸如种子、化肥、农药、耕种、收割等费用后，根据笔者在淮河以北各省区的调查来看，正常年景在300——500元之间。就全国平均来说，我们可以取400元来计算，那么全国农民的纯农业收入不过7324亿元。这样，加上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3万亿元，我国农民总收入不超过2.1万亿元，占全国GDP总数17.6万亿元（汇率按1：8计算）的大约11.9％。

　　笔者没有掌握我国2005年的分配率，但根据2003年12.57％的数据来推算，不会相差太多，加上农民收入所占的11.9％，那么我国总的分配率当在25％以下。这个数字与日本相比，低了一半多。

　　根据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用于“金牌”体育的投入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话，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远远高于日本，大约为15倍左右，就是比印度也要高出近5倍（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结构比较接近，都是发展中国家，假定分配率相同），如果与占中国总人口60％多的农民相比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尽管它不够准确，只能大体反映发展水平）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贫困人口还很多，按照联合国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最低标准，我国贫困人口总数不少于两亿，仅次于印度排名世界第二。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增加的趋势，据2004年7月16日，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透露，我国2003年未解决温饱，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汇率按1：8计算，每天平均0.22美元，远低于联合国最低贫困标准）的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与2002年相比，不仅美元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

　　在国民收入还如此之低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更应该用于解决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追求奢侈消费。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对于象亚运会、奥运会这样的奢侈消费的追求远远超过了比我们更有能力的象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因此如果说“金牌”体育就是全社会不顾现实能力而拼死追求奢侈消费中的典型一点都不过分。如果我们在“金牌”体育事业上的投入降低到人均负担与日本相当的水平，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至少应减少到现在的十五分之一，甚至比这还要少。相应的，我国能获得的金牌数也会减低到现在的十五分之一，参照釜山亚运会我国获得的150枚金牌，根据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应该获得的金牌数大约应该在10枚左右。

　　当然，我决不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应该故意不努力训练，故意不获得金牌。我只是说对“金牌”体育事业的投入只能确保我们能获得10枚左右的金牌，这样的投入水平才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在投入减少的情况下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得更有效率一些，运动员个人也应该更努力一些。同时，对资金的使用在体育总局内部必须加强民主监督，在外部也应该加强舆论监督，这样才能防止再次进入李金华的“审计名单”。

　　行文至此，笔者不仅想起发生在1年前的山西沁源特大交通事故。2005年11月14日清晨5：40，和往常一样，沁源二中初二、初三年级的8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距学校约100米的汾屯公路上慢跑。学生们正要掉头返回学校时，一辆急速行驶的东风带挂大货车冲过来，排在最后的121班数十名学生霎时被撞倒，17名学生和一位教师当场死亡，21人重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事故现场血流模糊，惨不忍睹。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货车司机疲劳驾驶的结果，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中小学体育设施的困乏现状。据记者调查，沁源二中虽为拥有近1200名学生的山西省示范初中，却仅有一个相当于四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因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晨跑，而操场只能容纳初一年级200余人晨练，初二、初三年级学生都要在校园外的公路上跑步，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沁源二中教务处副主任胡建民介绍，由于晨跑时天黑，带队教师通常手持手电筒，一则照明，二则当遇到汽车时用来提醒司机注意，但这种原始简陋的办法并不能总是奏效。

　　实际上，沁源县另外几所主要中学的学生跑操也都是在公路或城区马路上进行的。就在这起事故之前的几天，另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在跑操时被摩托车撞伤，学校还因此停止了早操。以笔者河南老家的情况，以及这几年在不同地区的农村所做的调查来看，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现象。笔者前几天还到昌平沙河镇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了调查，全校300多学生没有任何体育锻炼设施，只能在院子里游戏打闹，下午4：30放学后就只能在路边玩耍。临近学校有一个社区锻炼场所，主要是为老年人准备的，仅有的一个篮球架连篮筐都没有，但就是这个地方也没有对孩子们开放。

　　这次沁源事故发生后，各地教育部门以及国家教育部都发出通知，要求学生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要安排在校内进行，校外体育活动必须在专用体育场地进行，严禁组织学生在街道及交通干道上进行体育锻炼。但是，在不解决学生体育场所、设施的情况下，这样的禁令能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多长时间呢？1年过去，同学们的鲜血已经逐渐淡去，这种状况又有了多大的改变呢？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也会逐渐被人忘却，除非另一次类似事件的发生才能激起人们的关注。

　　我并不是说“金牌”体育要为这个事故负完全的责任，也不是说改变了“金牌”体育的政策就能完全解决中小学的体育设施投入问题，但“金牌”体育是与此事绝对是有关系的，是肯定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尽管不是完全的责任，尽管也不能具体量化。

　　胡锦涛、温家宝以人文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是我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转变。这一转变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部门都是有关系的，都要严格以人为本尤其是以底层民众为本来检讨我们以前的方针政策以及我们的思维定势，看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获取金牌为目标的“金牌”体育，是一种变相的政绩工程，是某些政府部门不科学发展观在体育事业上的反映，完全超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够、所应当承担的限度。这种事业不仅远离社会大众的健康需要，而且剥夺了大多数底层民众子女体育锻炼的机会，使他们当中的体育天才被埋没，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

　　三国时代的刘备在遗诏中写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希望这句话能成为袁伟民先生的座右铭，也成为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座右铭，要时刻铭记沁源的血是由一系列不和谐的因素造成的，“金牌”体育是其中的一个。

　　对这种举国上下仅仅为金牌而体育的做法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应该回归到体育本身上来，也就是为全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身体健康而体育。只有一个个象“金牌”体育这样不和谐的做法都慢慢消除了，和谐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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