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问题就在于你说的“一定的条件”。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把满足需求的方法分为几个类型：：（1）自给自足；（2）掠夺；（3）接受配给、施舍或乞讨；（4）与其他同类交换。

不能在“合约”的名义下，混淆这种区分。

呵呵，这恐怕这就是对您的法律观点的证伪了。至于《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观点，我姑且不去否认。但您从在21楼所说的“那么，法律上为何不承认傻子签订的合约或者遗嘱的有效性呢？”来看，明显说的是您对法律上的观点。这一点，我国的法律对“合约”（合同）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您又转而说是《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经济学上的“合约”的观点。当然，法学的定义与经济学是不一定会一致的。那么，我又想知道，您是不是也在“偷换概念”或者诡辩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4 13:43:59编辑过]

你还是回避你说到的“一定条件下”。不要把一定条件下的法律当作普遍使用的法律。

当我们说某人是傻子的时候，就已经否定了他的理性，已经等于否定了他的某些权利。

法律的出发点包含着保护弱者的，但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倾向于强者（具有支付能力的私有者）的。这大概就是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个基本差别吧？

窃以为，在经济领域，法律是解决私有权禀赋问题的，而经济学是在默认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之上才能展开的（即私有权已经得到明晰划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4 16:55:12编辑过]

这些可能性都有，但不完全。

1、法律一般强调公平、公正原则，经济法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但也不排斥保护弱者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学界的争议比较大，有些法学从经济法学角度认为违反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也有些法学家提出了第三法域的观念，认为消法应该属于社会立法。个人观点，消法的经济立法和社会的成分也应该都有一点，从一般性与特殊性来说，经济法学也不应该排斥保护弱者这样的特殊性。目前，从国内来看，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倾向于强者（具有支付能力的私有者）的情况，可能会多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倾向强者也就间接地考虑了弱者的利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应当研究经济规律，甚至研究社会经济的普遍规律。

2、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义务关系。既有解决私权的法律，也有解决公权的法律。目前，我国法律的关键在于要协调好这两权的关系。不过，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是科斯的学生从美国法律的“所有权”的概念上引申出来的。与我们国家法律的“所有权”相比较，美国的“所有权”缺少的一个“占有”权能，这样，美国的所有权是三项权能，而我国的所有权是四项权能。这一点，西方的“产权”概念可能会与我国的情况不一致。当然，一般来说，从假设产权清晰的角度也是可以推演出一些经济学的结论的。因而，这些年来，我国政界、学界也在引导或者说是要求产权清晰。如，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也都提出了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4 17:00:32编辑过]

所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非是限制或者说是排除了不理性的一面，或者说，法律承认的依然是理性（非患病期）。否则，在精神病患病期间签署的文书就不会被看作是不具有法律效率了。

呵呵。请参阅：

http://ecoblogger.bokee.com/5809155.html，物权法，中国如何走出宪法困局。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9892，MBO，恒产之下的恒心。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7715，如何明晰，才是产权制度的根本。

应该说，法律是从实际出发，考虑其非理性，但由于是纯获利益性质，因而没有必要由其法定代理人追认，而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因此，则产生了其在生病期间（傻子期间）签定的合同的有效性。

关于物权法草案问题，我在下面有个回帖。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16505-1-1.html&page=3

呵呵，拜读了张先生的大作。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是对“全民”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

呵呵，实际上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产权”的概念，是其学生根据美国法律“所有权”的概念引申出来的。张五常先生的著作，我看是看了，总是觉得其写作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也许他是大人物，我这个小字辈还看不懂吧。

所谓纯获利益，无非是强调和理性人的“趋利避害”特性一致，因为纯获利益，合乎理性人的趋利特点，所以才予以承认，是一种推定其行为和正常（理性）时期一致。说来说去还是强调了理性一面。

当经济学家面对一宗交换时，他只能假定交换双方对其所有物的所有权是合理合法的，如何怀疑其合法性，则问题就退溯到政治层面了。

马克思对私有制合理性的置疑、毛泽东对农地的处理方式都可以看作是政治层面的。

张五常是首先默认地主对土地的私有权合理，然后才有其《佃农理论》。如果让毛泽东来看《佃农理论》，进行土改分田到户就是了，哪里还有那么多罗嗦？

如果精神病人（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在生病期间签订合同，法学上则假设其状态是非理性的，客观上其状态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而是否纯获利益，可主要由法院认定。如果说理性的话，可能还是法官的理性多一点，法官依法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帮其“趋利避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4 19:54:20编辑过]

“客观上其状态是非理性的”值得商榷。

我认为，法律是从起是否纯获利益，来反推判断其非理性表象下是否实质理性。

理性人的特点就是“趋利避害”。因为纯获利益，所以推定其具有理性。没有人说知道趋利的人是傻子。

俗话说“你还不傻啊？”，就是说他具有趋利性。当他人看到一份纯获利益合约，一定会赞叹说“原来他不傻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4 20:01:43编辑过]

是的，从经济学角度是可以这么假设。但从法学角度，恐怕还需要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才能明确其合法性。

我认为，“客观上其状态是非理性的”，主要在于如果相关医疗机构明确了其是患病期间，我们也无法知道病人当时是否是理性的，除了上帝或者他本人清醒时的意思表示明确表示为理性外。因而，我们也只能从相关医疗机构的相关医学证明文件（科学性）来认为其客观上是非理性的。

人，就是大脑的生物学存在延续。

医学上也是以脑定人的。如果患者可以签署一项纯获利益合约，我想没有医生会出具他“签约时是傻子”的医学证明。

呵呵，您说得很对，医生一般是不会出具他“签约时是傻子”的医学证明，因为医生也不一定会恣意侵犯其人格权。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很难说其是清醒（理性）的。因而，在法律上只能假设其是不清醒（非理性）的，一般不用承担民事责任，而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其事务。

呵呵，那就改一种说法：如果患者可以签署一项纯获利益合约，我想没有医生会出具他“签约时是不清醒”的医学证明。

反之，法官会根据这份纯获利益合约推出“他签约时是清醒的”。

呵呵，在法庭上，一般法官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为科学常识是不用举证证明的，只要相关医疗出具其是在精神病患病期间即可。法官会根据不用举证证明的医学常识，推定其当时是不清醒（非理性）的，从而依法断定其合约有效。

嘿嘿，问题就在这里。

医疗机关看到患者签署了纯获利益合约，还能说他神经病吗？判断一个人大脑是否正常不需要证据？

呵呵，问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签定了纯获利益合约，二是签定了非纯获利益合约。非纯获利益合约则需要法定代理人追认。纯获利益合约可由法院认定。还有一个大问题，即我国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赠与合同一定要书面形式的，口头形式的也构成合同。如果是非附义务的、纯获利益的合约，而且双方是口头成立的，或者说相对人口头提出，患者不经意点了头，相对人认为患者同意并履行了主要义务（此处请注意，相对人对患者没有提出附带义务），造成合同实际成立或者生效。这样来看，也很难得知患者当时是否是理性的。作为法律来说，恐怕也只能当非理性处理，按照合同法第４７条办理。

医疗机关可能是按照患者的一些症状综合、科学地判定。法官一般会根据医疗机关的意见推定、判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5 12:54:41编辑过]

呵呵，通过与张先生的讨论，个人感觉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受益匪浅。从学术讨论来说，人大经济论坛似乎比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好一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5 13:01:2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