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杨汉麟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实验史》（86万字）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部系统研究外国教育实验发展史的力作──《外国教育实验史》评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式颖

教育实验是人们运用实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它“通常根据一定研究课题的设想和一定的实施方案，在特定条件下，有组织地进行。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鉴别各种教育措施的实效，找出实据和规律，为教育改革提供可靠依据。”若从实验的内容和范围来说。教育实验可分为整体实验和单项实验（或称局部实验）。如以某一学校为整体，对该校的教学工作、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工作、管理体制等进行有计划的全面改革实验，或者超出单一学校范围，把几所学制衔接的学校联系起来，在统一方案指导下进行的实验，或对一个教育实验区进行的全面改革实验，皆可划归整体教育实验。而专就学校内某一项工作进行的实验，如教学工作实验、教材或教法实验、或者就教法中的某种方法进行的实验，则可划归单项教育实验。若从实验的组织形式来看，教育实验可分为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前者基本上“是在人工设置的可控条件下，运用现代化仪器和技术进行的实验”；后者则“是在日常教育工作正常条件下进行的实验”。教育实验的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即单组实验法、等组实验法和循环实验法。单组实验法是只对一个组或班进行实验，将实验情况和结果与非实验的班、组进行对比观察，以确定实验的实际效果；等组实验法是“对各方面情况相同的两个以上的班或组，分别采取不同的实验措施，再来对比其效果”；循环实验法是“把几个不同的实验措施按一定的排列次序，分别施加在几个不同的班或组，然后把每个因子的几次效果加在一起，进行比较。”以上便是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教育工具书有关教育实验的论述，从中既可见到它的活动领域之广阔，也可看到它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意义。

教育实验首先产生于西方。从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J．A．Comenius，1592—1670）1650年在匈牙利的沙罗斯-帕特克地区创办泛智学校，按照他提出的《泛智学校蓝图》进行教育实验算起，至今已过三百五十余年。西方三百多年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教育实验实在是寻找教育突破口、检验教育新思维、发现未知真理的有效方法。特别是进入现代以后，世界各国的教育实验异彩纷呈、目不暇接、硕果累累，成为各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教育理论的一股强大动力。因此，历史上富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于教育实验的进行与发展都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

早在18世纪后期，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l，1724—1804）就在他长期生活与工作其间的哥尼斯堡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他的同时代人、德国教育改革家、泛爱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代表巴泽乡（J．B．Basedow，1724—1790，或译巴西多）于1774年在德绍创办学校、以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阐述的教育思想为指导进行的教育实验，呼吁人们予以支持。他还在自己主讲的教育学中对教育实验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他强调说：“在创办师范学校之前应建立实验的学校。……只有在实验学校里，教师可以自由地实行他自己的方法和计划，教师之间可以互相讨论，并可以与德国的学者交换意见”，使教育艺术与科学获得发展。他还认为，“没有哪一代（人）能提出一种完善的教育计划，一所实验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为建立一种新的学校开辟了道路”。康德对教育实验的关注、支持与提倡奠定了德国注重教育实验的传统。< p>

19世纪初，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1746—1827）在布格多夫（1800—1804）和伊弗东（1805—1825）进行的教育实验受到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F．Herbart，1776─1814）和哲学家与教育思想家费希特（J．G．Fichte，1762—1811）的高度关注和赞扬。赫尔巴特亲自参观了裴斯泰洛齐保持了十多年的交往，曾到伊弗东参观裴斯泰洛齐在布格多夫的教育实验，对体现在其著作和实验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和出版了《论裴斯泰洛齐的近著（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1802）、《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ABC》（1802）、《论评价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的立场观点》（1804）、《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之批判》（1804）和《论世界之美的表现是教育的主要工作》（1804）等一系列论著，传播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总结其教育实验经验。在赫尔巴特的这些论著，以及随后发表的奠定他自己在教育史上重要地位的《普通教育学》（1806）中，体现了他对裴斯泰洛齐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过，在弘扬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和献身于教育的精神、传播其教育实验经验方面，费希特所起的作用要大于赫尔巴特。费希特对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实验及其教育思想进行过深入研究。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在法军占领的情况下，费希特每星期天的晚上在柏林科学院的大厅内发表题为《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有的译作《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共14讲。其中第l～3讲和第8～11讲都阐述他革新教育的主张，因为他将新的教育视为拯救德意志国家、振兴德意志民族和促使全人类进步向上的主要办法。正是在这个《讲话》中，费希特向德国公众称颂裴斯泰洛齐献身民众教育事业的精神和“教育救民”的思想，推荐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原则与方法。这个《讲演》的发表使裴斯泰洛齐的名字在德国家喻户晓。“从费希特的‘讲演’起，裴斯泰洛齐的名字几乎成了德国人希望的源泉，他的著作受到从未有过的广泛阅读．他的学校不断有人士参观、访问。”

在康德和裴斯泰洛齐、费希特的影响下，赫尔巴特在哥尼斯堡大学上讲哲学与教育学的时候创办了教育研究班及其附属验学校（1810年起），以便使白己的教育学理论得到具体的运用和验证。德国另一位名教育家、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和幼儿园的创立者福禄培尔（F．Frobel，1782—1852）是在裴斯泰洛齐的学生安东格吕纳（Anton GrCmer）担任校长的法兰克福模范学校开始其教育生涯的。他曾于1805年第一次前往伊弗东拜访裴斯泰洛齐，在伊弗东逗留了14天，学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教学方法。1808—1810年，他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到伊弗东学习和工作了两年。1813～1814年，福禄培尔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退役后，他于1816年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实验学校（凯尔豪学校，或译卡伊尔霍学校），但是他于1837年在勃兰根堡开始进行的幼儿园教育实验更为辉煌，其实验经验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差不多与福禄培尔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著名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第斯多惠（F．A．W．Diesterweg，1790—1866）也曾在法兰克福模范学校任教（1813年起），后转任爱北斐特拉丁学校教师和副校长（1818年）。该校校长维尔贝格（F．Wilberg）在教学中吸取了巴泽多实验学校的经验并“致力于实现裴斯泰洛齐改进师范教育的愿望和献身于国民学校的热情，也给第斯多惠以极大的激励。”从1820年起，第斯多惠先后担任莱茵省梅尔斯市国立师范学校校长（1820～1832年）和柏林师范学校校长（1832～1847年），还创办并主编《莱茵教育杂志》（1827～1866年）、创办《教育年鉴》（1851年）。“作为校长的第斯多惠，1820年7月3日在梅尔斯师范学校开学的演说中，号召未来的教师永远批判地思考，要有创新精神，并竭力发展自己学生的智力。”这说明他受到裴斯泰洛齐思想多么大的影响。“在柏林师范学校，第斯多惠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师范教育的改革和实验研究。”1819～1826年，裴斯泰洛齐的15卷文集（当时称为全集）在他本人亲自过问和“欧洲国家不少君主和大臣”从精神与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下由著名的科塔出版社出版，全集的订户共有1345个，其中德国订户有668个，约占总数的50％。因此，人们认为19世纪最初三分之一时期欧洲，特别是德国国民教育的巨大发展应归功于裴斯泰洛齐的思想、精神及其教育实验经验的传播。这也是德国虽然在拿破仑被击败后政治上转趋于保守且尚未实现境内的统一、经济上落后于英法，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却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1870年，作为即将诞生的德意志帝国核心的普鲁士王国与法国交战，法军大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一些法国政治家认为，德国士兵精神上的优势得益于德国教育。

以上，我们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康德、费希特等德国富有远见的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重见并善于总结教育实验经验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实例，说明总结教育实验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教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代呼唤新的教育理念和新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实验更加丰富多彩。对于这些教育实验，在历史上既有个案总结，又有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富有远见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对它们也多有评述，在教育史著作中对它们也有论述。对当代教育实验研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些教育实验的研究成果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起过促进作用。不过，系统研究和总结教育实验历史经验的学术著作，我们还没有见到过。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不仅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兴起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指导，而且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1896～1904年，一般称之为“杜威学校”）。他反复强调，实验学校不是“实习学校”，也不是“模范学校”，而是“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实验室”。在进行教育实验的几年中，杜威发表了《与意志训练有关的兴趣》（1896）、《我的教育信条》（1897）、《教育中的伦理学原理》（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等一系列著作。1915年，他和他的女儿伊夫林合著《明日之学校》，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期进行的各种教育实验作了详细介绍，并加以理论解说。杜威将这些旨在摆脱传统教育理念与旧教育体制的新型学校称之为“明日之学校”，意味着在他看来，它们代表新的未来的学校发展的共同趋向。1916年，杜威发表《民主主义与教育》，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标志着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可见其教育理论探索与教育实验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

1919年4月，杜威到我国访问和讲学，为时两年余，扩大了他的哲学与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影响。差不多同时或稍后一些时间，英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西欧新教育运动的著名代表之一罗素（B．A．Russell），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著名代表帕克赫斯特（H．Parkhurst）、克伯屈（W．H．Kilpatrick）、华虚朋（C．W．Washburnt）也来中国传播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一批留美学生，其中包括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和陈鹤琴等相继回国从教。由于改革我国社会与教育的实际需要，再加国外新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遂使20世纪20～30年代成为我国教育史上教育实验最为盛行的时期。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实验有：黄炎培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创办乡村改进区，进行大职业教育主义试验（1926年6月至1934年6月）；陶行知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进行培养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的教师的实验（1927年3月至1930年），他于1932年开办山海工学团，进行农民教育的实验（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被迫停止）；陈鹤琴于1923年在南京开办幼稚园，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进行幼儿教育实验；晏阳初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验；梁漱溟1931年在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乡村建设（包括教育）实验，等等。结合自己的教育实验与其他教育实践经验，我国近现代的这些著作教育家发表了一些教育论著，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推动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此外，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帕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华虚朋的交纳特卡制也曾在我国的一些中小学试行。一时呈现出教育实验十分繁荣的景象。

20世纪30年代后期，我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又不得不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无暇顾及全面的教育改革与教育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实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应试教育”的难题并没有解决，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这是当前令广大学生和家长十分苦恼的问题。前几天，电视和报刊报导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望我国杰出的科学家、航天科学奠基人之一钱学森，94岁高龄的钱老向温总理提出了应将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纳入我国长远科研规划的意见。钱老先生强调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他还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老这里说的是大学的科学技术教育，而且指出了自幼进行全面教育与培养是成才之道。我们认为，钱老的这些指教对于培养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人才也是适用的。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使儿童和青少年获得全面的、生动活泼的发展，以利于具有创造性的人才的成长。为此，就必须大力开展教育实验，以探求教育革新之路。最近几年，我国出版了多部论述教育实验的著作，说明学界也已深感开展教育实验的必要。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大家推荐一部系统研究外国教育实验发展历史的力作──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外国教育实验史》，供大家在教育实验中参考。

由华中师范大学杨汉麟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实验史》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科研课题“外国教育实验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并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04年12月出版。我有幸参与这一课题的结果评审工作。在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我感到异常兴奋，认为它是我国当前所急需的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书。按照我的认识，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部系统研究和总结外国教育实验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具有填补教育科学研究空白的价值。如前所述，西方一些哲学家和教育家非常关注教育实验的开展，重视总结教育实验经验。因此，对成功的教育实验，前往学习的人很多，其经验得以推广，甚至形成运动，推动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外国教育史中，总结教育实验经验的成果很多，既有对某个教育实验的个案研究成果，如德可乐利、汉玛宜所著的《比利时德可乐利的新教育法》，梅林等撰写的《杜威学校》，苏霍姆林斯基所著的《帕夫雷什中学》，等等；也有对某种教育运动中各种教育实验的综合性研究，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杜威和他的女儿合著的《明日之学校》和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劳伦斯阿瑟·克雷明（L．A．Cremin）所著的《学校的变革》。前者是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期教育实验的评介，后者是对美国整个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总结。此外，在一些教育史著作中，对当时已有的教育实验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论述和评价。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我们至今还未曾见到过一部外国人撰写的系统研究和总结世界教育实验历史经验的学术专著。过去，我国对外国教育实验历史经验的研究更是零散、薄弱。杨汉麟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实验史》，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它对 17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欧美和苏联）和东方（日本）10个国家60个著名的教育实验进行论述，总结每个实验的得失，虽非包罗无遗，但完整地反映了外国近现代和当代教育实验的全貌，确实可称是对外国教育实验发展史的系统总结，是研究外国教育实验历史经验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均属首创。

第二，在涉及教育实验及教育实验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上有较大突破，并提出了一些独特新颖的观点。在这部著作的导论中，作者针对教育实验是古已有之或产生在近代，在何种背景下产生，哪一种实验可作为教育实验之始，教育实验的历史发展如何分期，每一时期的特点是什么等等涉及教育实验发展历史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明确界定，澄清了一些过去比较模糊的观点，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心得及成果。这些问题的界定或解决既是作者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是这部著作写作的基础，同时也为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教育实验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便利。从总结上看，本著作结构严谨，篇章安排颇具特色，不乏匠心独到之处。

第三，这部著作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些史料在我国教育史学界的著作中乃首次出现。因此，书中对每个教育实验的论述详尽、系统、具体，说清楚了这实验出现的历史背景、理论设想、实施规划、具体进程和方法，并对每个教育实验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影响进行了评价，有些地方还作了横向或纵向比较，或结合现实作了评论，做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为人们从事教育工作及教育实验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四，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是这部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书中配有100多幅插图及20余幅图表。据我所知，其中一部分插图从未见诸国内的中文出版物，属于国内首次采用，弥足珍重。这些图片以生动的形象补充、印证了文字说明，使本书内容更加生动。

第五，这部著作中所述伊塔德驯化野孩的实验具有特殊意义。此项实验虽未达到驯化野孩的预期效果，但实验仍然是成功的。因为此项实验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即如果维克多在脱离社会环境以前不是先天的白痴（实验的进程和结果证明并非如此），就存在一个在非社会化的环境下人所固有的受教育可能性是否会削弱甚至丧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探讨将深化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作者选择伊塔德的实验进行研究和评价，便以特殊经验丰富了教育实验史的内容。

第六，著作所附的“外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大事记”，收集了外国近现代教育实验约250个案的线索，为进一步研究外国教育实验史提供了指南，增强了本书的学术参考价值。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这部学术专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申报，被列入“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反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和对学术著作的一贯关注与支持。该书篇幅巨大（86万字），读后却未发现明显的编辑体例问题或错别字，深感本书的编校质量甚高，这也是责任编辑等编校人员与主编共同努力的结果。

总之，这部著作不失为我国外国教育史及教育实验领域的新探索与新成果。我相信，这部专著的出版必将推动我国教育实验的发展，并为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师提供某些教益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