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金融“先行先试”已取得一定成绩。今后，天津乃至全国金融创新应遵循怎样的方向和主题？有着怎样的市场空间？日前，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创新不足与创新过度并存

    记者：关于中国金融业，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监管过度，行业准入门槛过高，创新严重不足，导致您所说的“金融滞后”，您怎么看？

    夏斌：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金融创新不足与过度并存。

    不足体现在，草根金融严重匮乏。此番温州等地出现的老板“跑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与此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私募基金发展不够。其实十年前我就倡议发展私募基金，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现在还没有大的突破。另外，诸如保险资金的运用等等，也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创新，并非永远都是好事，它必须是一定节点、特定发展阶段的适度创新，否则过犹不及。我认为，我们在一些方面恰恰是创新过了头。比如，资产证券化，没错，这是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并不适合在当下的中国大力推行，对于我们这个“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国家而言，至少目前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来玩这个游戏，也玩不起。把金融机构的资产打包证券化，信息能做到完全透明吗？普通民众能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吗？这个事不是说不能搞，但不易太快；还有金融控股的问题。现在很多大企业、金融机构都在跃跃欲试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确，这可能也是个发展方向。但风险很大，监管层对于究竟如何管也一直没有想出一个统一的方案。

    金融创新须从实际出发

    记者：那么，怎么才能算是合理的金融创新呢？

    夏斌：我认为不能像目前的西方那样首先考虑通过金融发展来增加GDP，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这是合理创新的首要原则。

    这就需要首先弄清楚未来经济是个什么样子。通过研究，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但仍有条件保持较高的稳定增长速度。主要因为存在四大机遇——高储蓄率、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制度改革空间。当然，这些有利因素的潜在空间，相对于前30年，有些已有所减弱。特别是由于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不合理结构等问题，已成为未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想继续获取上述发展动力的“红利”，还必须有赖于不断的制度变革。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发展的关键则是如何加快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提高投资效率；如何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市场化，为城镇建设和产业的转移提供必要的金融条件和融资体系；如何加快融入全球化的步伐，等等。

    我们的金融创新必须从经济生活的需求出发，不要玩那些跟实体经济没有多大关系的金融游戏。

    天津适合发展直接融资

    记者：滨海新区作为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这几年金融业“先行先试”有不少动作。您如何评价天津金融创新方面的情况，又有怎样的期待？

    夏斌：应该说，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九十年代的浦东，天津在金融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的难度要大。毕竟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大市场，金融业无论在市场架构、法律条款还是信息渠道等方面较之以前都要丰满、完善，所以，天津搞金融创新机遇与挑战并存。今后，一个地方金融产品创新的独享性会越来越小，金融机构和法律法规方面的创新空间会更大一些。我认为，天津可以在发展直接融资上大施拳脚，争取成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