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再探讨(一)
2011-11-22
内容提要:本文在Jones、Asaftei & Wang(2004)等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包含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的货币效用模型、计算我国的Divisia货币数量和价格指数,重新估算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研究发现,在考虑了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后,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大降低。这意味着,我国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不用过多考虑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从而可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关键词: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利息收益,人口增长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国家都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把维护价格稳定作为本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通货膨胀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何度量?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本文试图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模型,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文章第二部分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第三部分建立模型来分析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该模型包含了眼下中国存在的两个重要事实,即人口增长和货币的利息收益;第四部分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及对以后研究的展望。
一、文献综述
(一)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
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始于Bailey(1956)的研究。Bailey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和对商品征税一样会带来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减少的消费者剩余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当名义利率从0上升至i时,社会的福利损失为0和i之间的货币需求的逆函数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曲线上方之间的面积。由于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被假设为0,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的逆函数曲线下方的面积。借助于Cagan(1953)得出的货币需求函数,Bailey用积分方法首次推出了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具体表达式,并且计算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以其占GNP的百分比表示)。
在Bailey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衡量的研究。如Marty(1967)在Bailey的基础上研究了考虑经济增长后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通过重点研究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新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Tower(1971)对Bailey的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在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时忽略了消费者剩余三角形下面的矩形面积,低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Gillman(1995)进一步证明这种低估有时会很大,可以达到48%。
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测度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方法。但是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是局部均衡分析,缺乏微观基础。这直接导致了以其为基础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也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缺乏微观基础。
(二)具有微观基础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
1、基于货币效用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货币效用模型(MIU)最早由Sidrauski(1967)提出。该模型直接将货币引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认为经济个体可以从持有货币中直接获得效用。而通货膨胀的发生会减少人们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使消费者的效用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就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在利用货币效用模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的众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为Lucas(2000)。Lucas总结了2000年以前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基于Sidrauski的货币效用模型,利用补偿变量法分析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Serletis & Yavari(2004)和Ireland(2007)使用Lucas的模型分别将数据更新至2001年和2006年。Serletis & Yavari使用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得出当通货膨胀率为10%时,其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0.22%。Ireland使用半对数货币需求函数发现通货膨胀为10%,其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0.14%。Jones,Asaftei & Wang(2004)放弃了Lucas所有货币都没有利息收益的这一假设,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当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大降低。
2、基于交易时间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交易时间模型最早由Brock(1974)提出,McCallum & Goodfriend(1987)发展了该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个体必须花费时间和货币来购买消费品,同时时间和货币可以相互替代。与MIU模型不一样,该模型认为消费者的效用来自于消费和闲暇,货币并不能直接产生效用,而是通过节省交易时间间接带来效用的。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从而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因此为了保持消费不变,家庭必须增加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劳动或闲暇的时间,造成福利损失。
Lucas(2000)利用该模型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一些简单的假设下,利用该模型得出的福利成本公式和利用MIU模型得出的公式是一样的。Simosen & Cysne(2001)扩展了Lucas的分析,研究了在该模型中包含有息资产的情况,同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5)将模型中的时间变为连续时间进行研究,得出了福利成本的表达式。
3、基于现金约束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Clower(1967)最早提出现金约束模型(CIA),根据CIA模型个人的交易和购买除了要面临一个标准的预算约束外,还要面临一个“现金预付”约束。这个“现金预付”约束就是Clower条件。Lucas & Stokey(1987)在Clower提出的现金约束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条件,同时首次对现金约束条件进行了细化,将消费品划分为现金消费和信用消费。现金商品满足Clower条件,而信用商品只满足跨期预算约束条件。Cooley & Hansen(1989、1991)在Lucas & Stokey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劳动—闲暇决策来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ooley & Hansen认为,效用是消费和闲暇的函数。消费是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家庭将会减少现金商品的需求,增加信用商品的需求。因此,会造成劳动供给的减少,导致产出、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减少,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10%的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的0.36%—0.39%。而Gillman(1993)利用CIA模型得出了10%的通货膨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的2.19%。Wu & Zhang(1998)把经济增长因素引进了CIA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得出8.5%的通货膨胀对应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的2.65%—5.98%。
4、基于货币搜寻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货币搜寻模型由Kiyotaki & Wright(1993)提出。该模型认为,物物交换中存在“需求双向不吻合”的问题,而货币的存在可以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这也就是人们接受货币的原因。Lagos & 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搜寻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根据他们的研究,通货膨胀从0升至10%的福利成本为消费的3%—5%。Craig & Rocheteau(2006)利用货币搜寻模型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利用货币搜寻模型得出的成本要比以前的研究得出的成本高。当卖方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从而交易的收益由卖方和买方平分时,10%的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竟高达GDP的5%。Chiu & Molico(2007)也仿效Lagos & Wright利用货币搜寻模型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发现10%的通货膨胀的成本在美国为收入的0.62%,在加拿大为收入的0.2%。
5、基于家庭异质性模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Erosa & Ventura(2002)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的家庭都是同质的这一假设不符合现实,构建了家庭异质模型,并且用来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他们按照受教育程度把家庭分为贫困家庭和富有家庭两类,认为通货膨胀是对消费的非线性征税,给贫困家庭带来的福利成本大约为富有家庭的两倍。Cysne(2006)把家庭异质性引入交易时间模型,建立了家庭内模型(IH),该模型中包含不同生产效率和不同交易效率的家庭。发现家庭的异质性降低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三)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晚,成果相对比较少。谢赤(2002)在McCallum & Goodfriend(1987)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以此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同时探讨了此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他的结论是,如果储蓄是有息的,则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将最终独立于储蓄需求。陈利平(2003)引入消费攀比来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一定的假设下,他发现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税率的影响。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按照Luc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消费品及投资品的Cash-in-Advance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发现当通货膨胀比较低时,其福利成本比较小;但是当通货膨胀比较高时,其成本也比较大。同时还发现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影响比对美国的大。陈彦斌和马莉莉(2007)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比较高,因此将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通过上述综述我们发现,目前无论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都没有同时考虑人口增长和货币的利息收益这两点。然而这正是当前我国存在的两个重要事实。因此,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研究需要同时考虑这两点重要事实。在同时考虑了存款的利息收入和人口增长后,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怎样呢?是否会降低?本文在Jones,Asaftei & Wang(2004)的模型中引入人口增长因素,研究在考虑了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后我国的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二、模型
考虑一个完全竞争的封闭经济,该经济由大量同质的无限存续的消费者、消费品生产厂商、提供金融服务的厂商和ZF组成。假定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和不确定性,劳动力以不变的外生比率n增长,ZF的唯一作用是把发行通货得到的收益一次性全部转移给消费者。同时,我们假定两部门厂商的生产函数都是线性齐次的凹函数,且满足Inada条件。
1、代表性消费者的行为
我们把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他的消费品消费c,实际通货余额m和享用的金融服务d上,即V(c,m,d)。同时,假设c、m和d的边际效用是正的且递减的。消费者的问题就是在他的预算约束下,选择自己的消费品的消费路径、实际通货余额的持有量和金融服务的享用路径来极大化他的贴现效用和,即
(1)
假定代表性消费者无弹性的供给一单位劳动,向消费品生产厂商和金融厂商供给的劳动分别为n1和n2,n1+n2=1。同时,该消费者以价格(r+δ)分别向消费品生产厂商和金融厂商出租资本k1和k2,k1+k2=k(k为该消费者的总资本)。以实际量表示的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c+ρdd+(δ+n)k+(π+n)m+ +
=τ+(r+δ)k+w1n1+w2n2 (2)
其中,ρd为金融服务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δ为资本的折旧率,π= /ρ是通货膨胀率,τ为ZF对消费者的通货转移支付的人均实际值,r为实际利率,w1和w2分别为消费品生产厂商和金融厂商向工人支付的实际工资。
由(2)式可得:
+
=τ+w+(r-n)(k+m-c-(r+π)m-ρdd (3)
其中,w=w1n1+w2n2,为人均实际工资。
我们定义a=k+m为人均实际财富,代入(3)式可得:
=[(r-n)a+w+τ]-[c+ρmm+ρdd] (4)
其中,ρm=r+π,为名义利率,也即持有通货的成本。该方程给出了消费者的总财富变化率是收入与消费之差的结论。其中消费是三项之和,第一项是消费品的消费;第二项是以通货持有代替资本持有的利息损失,它等于名义利率和实际通货余额之积,它可以测度对通货服务的隐含消费;最后一项是对金融服务的消费,它等于金融服务的价格和金融服务的享用量之积。这三项之和称为完全消费。
利用Hamilton系统来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定义该最优化问题的Hamilton方程:
H={V(c,m,d)+μ[(r-n)a+w+τ-c-ρmm-ρdd]}exp(-φt)
其中,μ为Hamilton乘子,表示财富的影子价格。
得到最优性条件:
V1(c,m,d)=μ
V2(c,m,d)=μρm
V3(c,m,d)=μρd
/μ=φ-(r-n)
和横截性条件:
2、代表性消费品生产厂商的行为
消费品生产厂商使用的人均劳动为n1和人均资本为k1,面临的问题是最大化其现期利润:
f(n1,k1)-w1n1-(r+δ)k1
其中,f(n1,k1)为以人均量表示的消费品生产厂商的生产函数。
得其最优化条件:
f1(n1,k1)=w1
f2(n1,k1)=r+δ
3、代表性金融部门厂商的行为
金融部门厂商使用的人均劳动n2和人均资本k2,面临的问题同样是最大化其现期利润:
ρdh(n2,k2)-w2n2-(r+δ)k2
其中,h(n2,k2)为以人均量表示的金融部门厂商的生产函数。
得其最优化条件:
ρdh1(n1,k1)=w2
ρdh2(n1,k1)=r+δ
作者:山东财政学院 于栋 闫庆悦 霍凌汉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该模型的动态路径可由下述三个微分方程描述:
=f(n1,k1)-(n+δ)k-c
=(σ-n-π)m
=φμ-(r-n)μ
其中,σ是外生的通货增长率。
均衡点(μ*,k*,m*)当且仅当=
=
=0达到,此时它们的特征由下面的方程描述:
f(n1*,k1*)-(n+δ)k1*-(n+δ)k2*-c*=0 (5)
(σ-π*-n)m*=0 (6)
φμ*-μ*(r*-n)=0 (7)
由(6)式和(7)式可得均衡时:
π*=σ-n (8)
r*=φ+n (9)
因此,均衡时:
ρm*=r*+π*=φ+σ (10)
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均衡时两类部门工人的工资应该相等,结合两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化条件可得:
f1(n1*,k1*)=w1=w2=ρd*h1(n2*,k2*) (11)
f2(n1*,k1*)=ρd*h2(n2*,k2*)=r*+δ=φ+n+δ (12)
均衡时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也应该相等,即:
d*=h(h2*,k2*) (13)
由于我们假设两厂商的生产函数为线性齐次的,所以两厂商的生产函数可以由ni*(i=1,2)资本-劳动力比率z*=ki/ni*(i=1,2)表示。再把n1*用(1-n2*)表示,整理(5)、(11)、(12)和(13)式可得:
c*=(1-n2*)[f(1,z1*)-(n+δ)z1*]-(n+δ)n2*z2* (14)
f1(1,z1*)=ρd*h1(1,z2*) (15)
f2(1,z1*)=φ+n+δ (16)
ρd*h2(1,z1*)=φ+n+δ (17)
d*=n2*h(1,z2*) (18)
联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条件:
V1(c*,m*,d*)=μ* (19)
V2(c*,m*,d*)=μ*ρm* (20)
V3(c*,m*,d*)=μ*ρd* (21)
由(14)—(21)式这八个方程,再结合(8)和(10)式可以求出均衡点的z1*、z2*、ρd*、c*、m*、d*、μ*、n2*、π*ρm*的值。
5、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本文采取Lucas(2000)的方法,把社会福利定义为消费者所有效用的贴现和,通货膨胀率从基准通货膨胀率πB*变化为π*时的福利成本就可以用为保持消费者效用不变所需的均衡消费水平的变化来衡量。如果我们记w(π*,πB*)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则由定义知它可由下面的方程求得:
V={c(π*)[1+w(π*,πB*)],m*(π*),d*(π*)}=V[c(πB*),m*(πB*),d*(πB*)] (22)
其中,c*、m*和d*为π*的函数。同时,我们把d金融服务定义为货币中所有存款的加总,并假设金融机构不持有存款准备金。
我们假设通货与存款都和消费品之间存在若分性(Weak Separability),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公式V(c,m,d)可以表示为U[(c,g(m,d)],令g(m,d)为线性齐次函数。由通货与存款和消费品之间的若分性以及g(m,d)为线性齐次函数可知,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g为消费者的货币需求。另外,我们假设分效用函数g(m,g)为CES函数:
(23)
其价格为:
(24)
此时,(22)式可改写为:
U{c(π*)[1+w(π*,πB*)],g[m*(π*),d*(π*)])}=U{c(πB*),g[m*(πB*),d*(πB*)] (25)
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把消费者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者在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c和g以最大化其效用的贴现和,即:
此阶段的约束条件为:
=(τ+w)+(r-n)a-c+ρgg
第二阶段为在给出的最优的g的值的情况下,最小化在m和d上的支出的和。和Lucas(2000)一样,我们假设效用函数U为:
其中,γ<1。从最优化条件我们可得:
g/c=Aρg-η
此函数即为消费者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以占消费的比例表示)。
最后,我们假设两部门厂商的生产函数均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n1f(1,z1)=n1z11-α
d=n2h2(1,z2)=λn2z21-β
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得各变量的均衡值:
z1*=[(1-a)/(φ+n+δ)]1/α
z2*=z1*
ρd*=(z2*)β
c*=
m*=Ac*(ρg*)v-η(ρm*)-v
d*=ψAc*(ρg*)v-η(ρd*)-v
ρm*=φ+σ
ρg=
上面各均衡状态的值均不依赖γ,均衡时的通货膨胀率π*由(8)式知为σ-n。又由(9)和(10)式得ρm*=r*+π*=φ+n+π*,从上面的结果可以得出,均衡时的c*、m*和d*都为π*的函数。将c*、m*和d*代入(25)式,结合(23)式和(24)式便可求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w(π*,πB*)。解得:
其中: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通货膨胀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福利的。本模型中,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人们的福利。首先,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带来货币的均衡价格ρg*的改变。由货币需求函数g/c=Aρg-η可知,ρg*的变化会使g*/c*改变,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总效用会变化。具体怎样变化,依赖于相关的参数的值。其次,从c*的均衡值的表达式可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带来均衡消费c*的改变。c*变化的符号和η-υ的符号一样。当η-υ为正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使c*上升,在g*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总效用;当η-υ为负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使c*下降,在g*不变的情况下,会减少总效用。
三、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算
(一)参数估计
我们用1993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所需参数进行估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市场统计年鉴》。之所以选择1993年,是因为经过多年的价格改革,到1993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价格的自由化。与Jones、Asaftei & Wang(2004)一样,我们设定φ=0.0545,α=β=0.6,δ=0.079。令n等于1993—2009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0.0074。由于本文要分别估计货币供给为M1和M2时的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此对于其他参数要分别对M1和M2进行估计。参考Jones、Asaftei & Wang,我们令对应M1的ψ和υ为2.37和0.045,对应M2的ψ和υ为6.36和0.12。然后利用1993年1季度到2009年4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和价格指数来估计对应于M1和M2的其他参数的值。在对M1和M2构建Divisia货币指数时,我们把M1分为通货和活期存款两部分,把M2分为通货、活期存款和准货币三部分。通货的名义收益率为零,活期存款的名义收益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准货币(M2-M1)的名义收益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基准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消费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在进行估计之前,需先对相关数据进行季节调整。
对应于M1和M2的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和价格指数我们分别记为DM1、DM2和DP1、DP2。我们通过构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η的值,该一元线性模型的自变量为Divisia货币价格指数的对数,因变量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除以消费的对数,自变量的系数的负数即为η的值。利用Eviews3.1软件对该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1 对Log(DM1/C)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结果
Variable | Coefficient | Std. Error | t-Statistic | Prob. |
C | -1.094840 | 0.026228 | -41.74306 | 0.0000 |
Log(DPI) | -0.184655 | 0.014777 | -12.49641 | 0.0000 |
R-squared | 0.702917 | F-statistic | 56.1601 | |
Adjusted R-squared | 0.698416 | Prob(F-statistic) | 0.000000 |
表2 对Log(DM2/C)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的结果
Variable | Coefficient | Std. Error | t-Statistic | Prob. | |
C | -0.959055 | 0.041917 | -22.87997 | 0.0000 | |
Log(DP2) | 0.225201 | 0.022987 | -9.796879 | 0.0000 | |
R-squared | 0.592539 | F-statistic | 95.97884 | ||
Adjusted R-squared | 0.586366 | Prob(F-statistic) | 0.000000 | ||
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两个方程F检验相伴概率P值都为0,说明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同时所有的估计的参数的t统计量的相伴概率P值也都为零,说明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因此,对应于M1和M2的η分别为0.18和0.22。
均衡时通货的支出占货币的总支出的比例为:
利用我国1993年1季度到2009年4季度的数据计算得到对应M1和M2的Sm*的值分别为0.2863和0.1798。令Sm*分别等于0.331和0.228,均衡通货膨胀率为1993年到2009年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0.0451,代入上式可计算出对应M1和M2的λ的值分别为8.86和13.64。
均衡时货币的总支出占完全消费的总支出的比例为:
利用我国1993年1季到2009年4季度的数据计算得到,对应于Mt和M2的Sg*分别为0.1781和0.2565。令Sg*分别等于0.1781和0.2565,代入上式可计算出对应M1和M2的A的值分别为0.35和0.49。
至此,计算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所需要的参数都已估算出来。利用上面估算各参数的值计算出的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为表3和表4的成本1,在这里我们选取的基准通货膨胀率为零。为了分析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本文还将分别计算不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时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为了分析货币的利息收益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的影响,我们将估算不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假设所有的货币都是无息的,通过令ψ=0可以使该假设成立。我们依然令φ=0.0545,α=β=0.6,δ=0.079,n=0.0074,货币供给层次为M1和M2时η的值分别0.18和0.22。在ψ=0的假设下,n2*=0,d*=0,c*=(z1*)1-α-(n+δ)z1*,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λ、v的值无关,因此不需要对λ和v进行估算。消费者的货币需求函数变为:
m*=Ac*(ρm*)-η
此时消费者在货币上的总支出就为在通货上的总支出,货币支出占完全消费的总支出的比例等于:
我们假设M1和M2的各组成部分都是没有利息收益的,利用和上面一样的方法计算出1993年1季度到2009年4季度货币供给为M1和M2时货币的总支出占完全消费的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0.2021和0.4064。代入上式得出的A的值分别为1.583和3.913。最后,利用计算出的各参数的值得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见表3和表4中的成本2。
同样,在计算成本2的过程中我们取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其他经济参数和行为参数的估算方法不变,此时便可得到即没有人口增长也没有货币利息收益时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见表3和表4中的成本4。
表3 货币供给为M1时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通货膨胀率(%) | 成本1(%) | 成本2(%) | 成本3(%) | 成本4(%) |
1 | 0.042 | 0.470 | 0.044 | 0.510 |
2 | 0.084 | 0.940 | 0.090 | 1.019 |
3 | 0.128 | 1.412 | 0.137 | 1.531 |
4 | 0.174 | 1.887 | 0.186 | 2.046 |
5 | 0.220 | 2.366 | 0.236 | 2.565 |
10 | 0.467 | 4.849 | 0.501 | 5.269 |
15 | 0.736 | 7.538 | 0.795 | 8.226 |
注:选取的基准通货膨胀率为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以占消费的百分比表示。
表4 货币供给为M2时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通货膨胀率(%) | 成本1%) | 成本2(%) | 成本3(%) | 成本4(%) |
1 | 0.080 | 1.619 | 0.087 | 1.763 |
2 | 0.161 | 3.310 | 0.173 | 3.609 |
3 | 0.240 | 5.086 | 0.259 | 5.557 |
4 | 0.320 | 6.963 | 0.344 | 7.625 |
5 | 0.399 | 8.956 | 0.430 | 9.838 |
10 | 0.796 | 21.521 | 0.857 | 24.217 |
15 | 1.196 | 43.175 | 1.288 | 51.770 |
注:选取的基准通货膨胀率为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以占消费的百分比表示。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及分析
利用我们上面估计的各参数的值计算出的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见表3(货币供给为M1)和表4(货币供给为M2)。表3和表4给出了通货膨胀率从0分别增加到1%、2%、3%、4%、5%、10%和15%时的福利成本。首先,从表3和表4中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考虑到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成本1)远远小于未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的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成本4),同时也远远小于国内其他学者得出的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例如,当通货膨胀率从0增加到15%,货币供给为M1和M2时成本1分别为当期消费的0.736%和1.196%,而成本4为8.226%和51.770%。根据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不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的结果可以算出,当季度货币增长率为0.024(年通货膨胀率大约从0增加到11%)时,三种情形下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分别大约为当期消费的17%、21%和2%。陈彦斌和马莉莉(2007)在不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利用消费者剩余方法算出1996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为8.3%时的福利成本为当期消费的12.99%。这说明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的存在使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大降低。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成本2远大于成本1,即不考虑货币利息收益时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远大于考虑货币利息收益后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说明货币利息收益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比较大,它的存在使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大地降低。同时,通过对比我们还发现成本3略高于成本1,即不考虑人口增长时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略大于考虑人口增长后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说明人口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同样存在降低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大。因此,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都存在负的影响。但是,人口增长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影响并不是很大,货币的利息收益是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本文在Jones、Asaftei & Wang(2004)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因素的货币效用模型,同时还构建了我国的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和价格指数,来估计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同时考虑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这两个眼下中国存在的重要事实,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研究发现,在考虑了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后,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货币的利息收益是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由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的大大降低,我国ZF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不用过多考虑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这就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另外,本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的研究是初步的,以后的研究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首先,本文假设金融机构不持有存款准备金,以后的研究可以把存款准备金考虑进来;其次,本文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经济体,以后可以对开放经济下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研究;再次,本模型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今后可以把该模型拓展到不完全竞争市场;还有,本文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以后的研究可以把技术进步考虑进来;最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没有被考虑,以后的研究可以把该模型拓展到二元经济结构中,这将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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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东财政学院 于栋 闫庆悦 霍凌汉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