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经济增长结构和效益指标的微妙动向显示，中国2012年面临经济“超调”的可能　　尽管中国在短期不至于出现经济“硬着陆”，但诸多经济增长结构和效益指标的微妙动向，值得未雨绸缪。
　　一是投资率(48.6%)已经超过消费率(47.4%)，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基础设施均面临在未来五年左右巨大的过剩压力。二是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隐含效益恶化和银行体系风险隐忧，即中国经济正处于克鲁格曼陷阱(投资回报萎缩而融资成本偏高，企业破产)中。三是M2/GDP指标已接近1.8，世界最高记录是1.94。根据IMF的观点，当这一指标超过1.7时，通常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四是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如何在房地产调控和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取得平衡。六是银行体系贷存比普遍高于70%，放贷能力已经显著下降，如继续依赖老路来维系投资和经济增长，则必须在监管标准放松和信贷扩张之间选择。根据上述迹象，2012年或许将呈现以下三种转折可能。
　　第一个转折是全球经济将呈现“宽V”形弱势复苏，G3(美欧日)经济缓慢上行，而“金砖国家”增长疲弱，将是不同于之前四年的主要经济特点。所谓“V”形是指全球经济总体增长率将现上半年下行、下半年上行态势；“宽V”形指下行缓慢、上行乏力，无论下滑抑或上升趋势均较平缓。
　　发达经济体虽然仍面临债务问题，但预计到2012年三季度起，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将有所加快，预计美国GDP增速在2012年将达到2%，比2011年高0.5个百分点。欧元区虽然仍将面临债务问题困扰，但随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对债务国的救助机制发挥作用，欧元将最终稳定为第二种世界储备货币而非崩溃。最终，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三角角力关系将贯穿于2012年下半年，体现于“热钱”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快速流动，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变得更加频繁。
　　由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新兴市场增长率将显著放缓，且无法看到触底的时间点。2009年起，新兴市场普遍在未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跟随发达经济体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转向趋紧，投资者预期和经济增长率均受到影响。
　　全球资本很可能在2012年放弃新兴市场而转投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的相对优势将转化。唱空新兴市场的论调可能在2012年三季度再度流行，并引致新兴市场泡沫出现破裂迹象。
　　第二个转折是中国可能从通胀转向通缩。本轮通胀具有全面通胀特性，但在2011年8月后，CPI环比涨幅开始低于2003年-2010年平均水平，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或预示通胀高峰已过。根据困扰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的周期性，以及美国弱势复苏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2012年四季度中国可能出现CPI负增长。预计2011年四季度CPI为5%，2012年温和通胀，全年CPI涨幅为3%，其中上半年高位回落，下半年可能进入物价负增长区域，即通缩来临。
　　第三是人民币升值进入转折期。人民币不可能永远升值，问题是：我们对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人民币贬值是否已经拥有了充分的应对手段？我们的判断是，2012年二三季度之交，随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有所起色，随着美国经济终于见底缓慢回升，人民币或许会终结升势走向贬值。当然，与贬值相伴随的是资本外逃，可能造成经济“超调”。
　　由于我们恰好处于行政周期与经济下行周期的交织期，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很难观察到中长期的一致性宏观调控逻辑，而仅仅看到松紧搭配的政策趋势，这意味着上述转折在未来三个季度发生概率仍然较高。当然，或许我们不需要过度担忧，在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后，以2012年的喘息与调整作为蓄势再发的序曲，亦不失为上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