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研究领域

争论的两方阵营都不乏支持者，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柯克伦（John Cochrane）教授所写的一篇很长的博克文章，他是克鲁格曼的剑指目标之一。柯克伦在博客中写道：“自由市场永远不会是完美的……[但是]ZF对市场的控制，特别是资产市场，永远只会更加糟糕……克鲁格曼的论点实际上就是，ZF应该大规模地干预……”

多数争论将与公共政策平台紧密联系。在过去30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合理行为框架导致了一系列公共政策结论 – 例如，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构思，外加对ZF财政的限制。但是受行为经济学的影响，新的政策框架会有所不同- 比如更严格的法规，此外还有持续的刺激消费和不同的税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过去30年所做的，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沃顿商学院商业与公共政策教授杰里米·托巴科曼(Jeremy Tobacman)说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判断力，还要运用一些直觉。”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罗伯特·斯坦堡（Robert Stambaugh）指出，理性市场观点只是一个模型，“跟所有模型一样，它也是错误的 –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抽象都是不完善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那又怎样？”现在可能是将更多地利用行为经济学来完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因为它能提供许多新的见解，来了解人们的行为模式。即便如此，斯坦堡对它能否完全取代理性行为模型表示怀疑。“依赖立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也许是一个坏主意，会导致各类可怕的事情，但这就象是关于民主的一种说法 – ‘民主制度是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之外的最坏的ZF形式。’如果对理性市场世界观横加指责，从而让ZF名正言顺地进行更大程度的干预，或提出一些非市场解决方案理论，我认为我们应当对此持怀疑态度。”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学的淡水派市场观点一直在左右学术界思想和ZF决策，部分原因在于，行为经济学家尚未能够象理性经济学家那样做出一定程度的精确分析。如今，这种情况可能在发生变化。西格尔教授发现，宏观经济预测领域在进行自我重新定位、在努力理解人们形成期望的方式、理解在经济稳定性时期如何培养过度乐观以及鼓励高债务水平。“我们可能在朝着一个更加行为化的凯恩斯经济危机观的方向前进，这将是一种有益的变革，”他说道。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阵？

淡水派与咸水派的争论的基本要素是很简单的。淡水派市场观点很大程度依赖于有效市场假设，或称EMH（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这一假设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之后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最知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支持。EMH认为，在任何自由市场中，投资者或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总是在推动价格朝着正确的水平发展。EMH并未假定任何一方的合理性，它只是把市场看作一个完整的部分。因此，理性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总是能做出没有偏差的预测，即便事实证明预测是错误的。EMH并没有说市场价格永远是正确的，它只是说，市场价格体现了在任何指定时期的所有已知的信息。

同自然科学一样，淡水派经济学有助于进行复杂而精美的数学建模。淡水派观点认为，消费者在面对一系列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东西 – 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论断，可以用数学公式清楚地表达出来。

相反，行为经济学的许多论断更难用数学方法来表达。“行为学家”指出，消费者并不总是按其自身利益在采取行动，特别是当他们无法理解面对的选择、或屈服于与这些选择有关的非理性冲动时。例如，美国的雇主一直对雇员对于公司储蓄计划的低参与度感到不满，尽管方案会对大多数员工有利。后来，ZF出台了一项政策，根据新政策，除非员工打勾选择放弃，否则公司可以自动实施储蓄计划，结果，员工参与度立刻激增。换句话说，ZF政策可以帮助企业对抗员工的不利冲动——但是这类冲动原本就是模糊的，是很难定义的。

与淡水派经济学不同的是，行为经济学主要侧重于界定理性的边界。根据认知心理学可以记录和测量的许多来自非理性行为模式的无效性，行为经济学家断言，市场通常是“信息低效的”。 佛罗里达大学的杰伊·R.里特（Jay R. Ritter）在刊登于《太平洋财务期刊》中的一篇题为“行为金融学”的文章中指出，此类模式包括：

凭经验，这是人们使用的经验方法，通常会简化决策过程，往往是带有误导性或错误。

过分自信，特别容易发生在企业家的身上，他们太过相信自己的能力，以至于过度利用了交易而未将风险充分分散。

心理帐户，对本应合并的决策进行拆分 – 例如，建立一个家人外出用餐的预算，再建立一个在家吃饭的预算。

非典型代表性，过分看重最近的经验，而对长期平均水平不够重视。例如：近年来，人们认为房价只会上涨，而不顾历史平均水平的反面证据。

那么，最近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行为学家以淡水派为代价的胜利？既是又不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整个经济学领域的一次危机，”运营学和信息学教授凯瑟琳·米尔科曼（Katherine Milkman）说道，她的专业是行为决策。宏观经济学未能预测出去年的历史性衰退，但是同样地，长期以来，微观经济规则一直是统一高管激励措施与企业及其股东利益的基础。而米尔科曼认为，其中的利益分歧是去年经济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抵押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庞大复杂性也是主要原因。“我们总是在假设，认为自己可以对极其复杂的体系的未来结果进行完美预测，这种假设是荒谬的，”她说道。

在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预测很大程度依赖于理性行为模型，米尔科曼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她不认为这种依赖性是完全错位的。“必须首先解决最大的问题，这在任何领域都一样，”她认为，把人们视为最佳决策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她认为最近经济预测的失败给经济学带来了重大改变。“现在，经济学已经不再把人们看成是完全理性和始终如一的，而是认为，‘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是前后矛盾和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这种矛盾，并将它们纳入新模型的因素之中。’”

战斗号令

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是沃顿商学院商业与公共政策教授，他也认为经济衰退让人们注意到，重要的弊端不仅存在于有效市场模型中，而且更为普遍地存在于宏观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之中。“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银行混乱，还有监管部门未能涉及的影子金融体系 – 这些要素都不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部分，”他指出。但是，宏观经济学领域没有必要在根本上改变其路线作为结果。确实，沃尔弗斯说道，“现在，公众都在迁怒于宏观经济学家，但是，每次下雨的时候，人们也会迁怒于气象学家。”

沃尔夫斯指出，“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政策的成果多数未受到丝毫影响。例如，经济理论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作为对法律、社会学、心理学及各类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起点。”然而，他认为，宏观经济学必须更多地以数据为驱动、更加具有经验性，更多地侧重于消费者及投资者的行为和决策方式。他补充道，公众对经济学预测的幻灭应当为所有经济学家吹响了“战斗号令”。“很显然，经济衰退伴有重要的问题，所有经济学家都应当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经济学的每个分支，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也都应当对此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