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金融危机负面冲击，美联储于2008年10月份启动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份再度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拟于半年内向市场投放6000亿美元购买国债。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特别是2010年12月份公布强劲经济数据后，2011年1月6日美国再次重申将继续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扭转美国经济严重失衡状况，防止经济复苏势头逆转，进一步向全球转嫁危机损失和各类债务。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供应国，连续大力度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将对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金融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一、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背景与原因

美国经济虽已呈现较好的复苏态势，但复苏逆转隐忧犹存，加之经济失衡状况日趋严重，可能威胁到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及其经济增长模式，亟需通过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予以破解。

(一)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复苏逆转隐忧犹存

美国经济复苏较为强劲，①核心指标绝对值和同比增速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环比增速有所下滑，给经济复苏带来一定隐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经济总量方面，2010年9月末美国2005年价格的GDP规模为13.26万亿美元，基本恢复到危机前2007年末13.36万亿美元的水平；2010年前3季度，实际GDP增速从2.4%持续走高到3%和3.1%，已达到比较正常的2%-3%的水平；但实际GDP环比增速从2009年末的5%持续降至2010年2季度的1.7%，3季度虽然提升到2.5%，但仍低于2002—2007年间危机爆发前平均2.73%的水平(图1)。消费和投资方面，虽然实际投资增长很快，同比和环比从2010年1季度的10.51%和6.59%，快速提高至2010年3季度的23.43%和2.97%，较大幅度超过2002—2007年间2.93%和0.88%的平均水平，但由于其对GDP贡献仅为20%左右，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而对GDP贡献超过80%的个人实际消费尚未从根本上复苏，截至2010年3季度，个人实际消费同比和环比增速持续提高至1.95%和0.7%，但仍低于2002—2007年间2.93%和0.69%的平均水平(图2)。产能利用率方面，2010年11月末，全部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达75.21%，与危机前80%左右的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其中采掘业产能利用率为88.67%，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制造业和公共事业产能利用率仍存在一定差距。物价水平方面，自2009年4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以来，其物价水平也随之走高，2010年1—5月，CPI和PPI分别在2%以上和4%以上，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区间，但2010年下半年以来，在PPI仍保持在较正常水平的情况下，CPI却快速走低到1%左右，特别是核心CPI更是持续降至2010年11月的0.8%，较2%—3%的正常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图3)。

图1  2000—2010年9月末美国实际GDP同比和环比增速变动图(%)

资料来源：根据BLOOMBERG、WIND、FED和美国经济局数据测算得出，以下所有图表均与此同

图2  2000—2010年9月末美国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同比和环比增速变动图(%)

图3  2000—2010年11月美国CPI、核心CPI、PPI、核心PPI同比变动图(%)

(二)美国就业复苏滞后于经济复苏属正常现象，但失业率过高隐患较大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失业率从危机全面爆发时期的6.6%，持续升至2009年10月的10.1%，创1984年以来最高水平，其后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作用下，失业率水平逐步降至2010年7月的9.5%，2010年11月小幅回升至9.8%，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历次危机后经济复苏与就业复苏变动规律表明，就业复苏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较经济复苏晚1—2年，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共发生过三次房地产泡沫危机，第一次和第二次危机中，失业率下降时间较GDP增长周期和古典周期见底时间晚2—3年，较实际GDP恢复到危机前时间晚2年左右，据此推算，本轮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要实现趋势性下降，最快还要1年，即2011年末，因此当前美国失业率较高属合理现象(表1)。尽管如此，鉴于前两次危机中，失业率从高点回落13个月，降幅分别为1.6和2.5个百分点，而本轮危机后，失业率自高点回落13个月以来，降幅只有0.5个百分点，就业增长速度过慢，将对下一阶段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复苏形成较大制约(图4)。

表1  美国三次危机GDP周期与就业周期变化对比表

图4  1943—2010年11月美国失业率(%)变化图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动能减弱，但尚未见底

图5  2001—2010年8月美国房价指数及其同比(%)变化图

图6  2000—2010年11月末美国30年期和15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变动图(%)

虽然美国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回调的动能日渐弱化，但尚未见底，这主要是由以下四方面决定的：一是虽然房地产价格跌幅较大，2010年8月较2006年年中的历史高点下降了近30%，达到2003年的水平，同时，房价收入比也从危机前9.5的高点降至2010年9月末7.33的较正常水平，但由于2010年9月末房价收入比较6月末小幅提高了0.33个百分点，标志着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触底(图5)；二是虽然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运行至很低水平，30年期和15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分别达4.39%和3.67%，较2000年的高位下降了50%左右，创1970年以来最低，但其刺激居民购房需求的实际效果尚未显现(图6)；三是虽然危机爆发根源次贷的损失增加速度和幅度持续减小，次贷违约率和止赎率分别从2010年3月高点37.21%和2009年末高点15.58%，降至2010年9月末的26.23%和13.73%，次贷损失已于2008年9月—2009年6月集中释放1万亿美元，2009年6月—2010年9月只增加了3000亿美元，但损失仍在缓慢增加(图7和表2)；四是虽然房屋供给下降，新建住房待售量已从2006年最高的55万套，持续降至2010年9月的20万套，创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但房屋供给仍大于房屋需求。

(四)美国经济失衡状况日趋严重，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形成较大挑战

图7  1998—2010年9月次贷违约率和止赎率变动图(%)

表2  2008年9月末—2010年9月末全球次贷损失分布表

美国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贸易始终是逆差，服务贸易始终是顺差，但服务贸易净额占经常项目差额比重不到0.2%，对改善其贸易逆差状况作用很小。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失衡状况日趋严重，其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3.54%迅速扩大到2006年的历史高点5.67%，2007年和2008年依然维持在5%左右的历史高位，虽然2009年降到2.66%，但这主要是由金融危机期间进口减少所致，2010年再度扩大，前3季度经常项目逆差达3791亿美元，超过2009年全年规模，贸易失衡再度加剧。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贸易失衡最为严重，2004年欧元区、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占同期GDP比重分别为0.6%、3.7%和0.2%，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却高达5.13%；2009年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化国家仍保持较小规模的顺差，而美国仍为较高规模的逆差，且呈进一步扩大态势(图8)。

图8  2000—2010年9月美国贸易逆差及其结构变动图(百万美元)

(五)美国财政政策和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空间缺失，对非传统货币政策依赖度大幅提高

美国ZF要有效刺激经济金融发展，非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成为其唯一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连续大幅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危机前的5.25%迅速降至危机爆发时期的0.1%—0.2%并维持至今，其传统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基本丧失。另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具有国际货币的地位，大量向全球举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致使其财政政策无法继续发挥应有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一是财政赤字很大，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6.4%，2010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预计会猛增至12%，远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二是外债规模很大，外债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60%，持续提高到2010年6月末的96%，与20%的国际标准安全线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公共债务规模很大，IMF预计2010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达64%，超过欧盟制定的60%的警戒线；四是财政扩张难度加大，2010年12月18日美国ZF通过了总额8580亿美元的减税议案，延长危机初期推出、目前已到期的减税与救济措施；五是风险抵御资产规模很低，包括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和黄金储备在内的储备资产不到总外债规模的0.1%，短期外债与储备资产的比率虽然从危机期间的66倍降至2010年6月末的36倍，但仍处于全球很高水平，财政风险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