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通论》的发表终结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但却没突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内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问题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并孕育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当代范式内得到复兴，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终于实现了研究范式的彻底转变。

一：“凯恩斯革命”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式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曾提到“经济学可以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因为如果研究“所得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以使各人的个人特征相互抵消。”这就表明，即使研究对象是一个宏观整体，经济学家们仍可以借助于对具有典型性的微观个体所进行的分析的结果推演出宏观整体的行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如何从微观个体行为推出宏观整体行为”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除拉姆齐1928年对一国最优储蓄率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之外），所以在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出现之前，西方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沿着马歇尔的所提供的研究范式走下去，而是采取了一种“超脱微观基础，对总量经济进行简化研究”的范式，这一范式就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通论》的发表虽然终结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但却没有突破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凯恩斯的《通论》仍然采用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式。
    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1752年休谟对技术进步、货币和利息等专题所进行的研究，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经过斯密、萨伊和马歇尔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努力，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尤其是有关货币、利率和价格等方面研究。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1929年到1933年间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彻底推翻，因为残酷的现实表明，市场自动出清这个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很可能错误的。
    在经历了“长时期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之后，凯恩斯于1936年推出了其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的发表不仅改写了西方经济学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程。在《通论》中，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等3个角度对古典宏观经济学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并确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向。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和古典二分法的失效才是经济运行中的一般状态，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极端特殊或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
    虽然，凯恩斯革命终结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但是《通论》仍然继承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几个总量方程加以概括： NS=Nd=N(w/p),Nd  （1）；I（r）=S(r)（2）；M=KPY （3），其中 表示劳动市场均衡时的就业量， 表示充分就业量所生产出的恒定产出，NS表示劳动的供给Nd表示劳动的需求,N(.)表示劳动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w表示名义工资，p表示物价水平，I（r）、S(r) 表示 投资I和储蓄S都是利率r的函数，M表示货币供给，KPY表示货币需求且K为常数。由此（1）式表示价格自由波动，可以在市场上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产出是稳定的；（2）式表示利息率可以调节投资与储蓄的均衡从而自动实现产品市场的均衡；（3）式表示价格的波动可以自动实现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从而自动实现货币市场均衡。从这几个方程可以看出，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体现为一种超脱微观基础的总量间关系研究。
    《通论》的革命只是改变了上述三个总量方程的形式，并且这种改变只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几条重要的假设之上，然而这些假设并非有着严格的微观基础。凯恩斯以Y=Y（N），N2=Nd=N（w/ ）（1＇）代替（1），关于价格刚性（P= ）的假设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以C=C（Y）将总量消费与国民收入建立联系从而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而非利息率的函数，这样（2）式就变为S(Y)=I(r)（2＇)，并且边际消费的倾向递减的假设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假设可以导致产品市场的非均衡和总需求的不足；以货币投机需求L1(r)的提出改变了古典的二分法，这样MS=L1(r)+L2(Y) （3＇）,代替了（3）从而货币可以影响实物经济，在流动性陷阱存在的情况下将有可能出现总需求的不足。因此不难看出，凯恩斯革命只是改变了古典宏观经济学总量间关系研究的内容，却没有改变其总量间关系研究的形式，仍然局限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传统研究范式内的发展
    在《通论》中的宏观经济理论成为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之后，西方学者逐渐发现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利率通过投资影响收入，而收入通过货币需求又影响利率，但无法确定均衡利率水平。凯恩斯绕开矛盾的方法是，在讨论产品市场均衡时，假定已经存在货币市场的均衡利率；在讨论货币市场的均衡时，假定已经存在产品市场的均衡收入，可以简单地说，就是（2＇）式与（3＇）式是独立的方程式而非联系的方程。希克斯（1937）、汉森（1953）等人不满足于凯恩斯的做法，他们以（2＇）式表示在利息率-国民收入空间内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以（3＇）式表示在同一空间内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即（2＇）与（3＇）的联合解就是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共同均衡解，此时的国民收入和利息率就是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这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在IS—LM框架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IS—LM模型不仅能说明利率和收入水平的确定，而且有明显的政策涵义，即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使实际收入不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收入（相当于移动IS曲线和LM曲线使之所对应的收入与充分就业的收入相一致），使其达到理想状态。
    尽管IS-LM模型成功地以简化的方式将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内容概括在一个二维空间中，这种简化自然要付出代价的。在后来的经济文献中，表明很难以清楚的观点支持上述解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之上。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模型的存量和流量关系方面的问题。IS曲线是选择性的流量均衡点的轨迹，但是流量均衡必须用某些时间间隔来衡量，就生产来说这种时间间隔却相当长，而LM曲线表明了选择性的存量均衡点。对IS-LM还存在另一方面的再评价问题，希克斯指出，IS曲线是对工业部门行为的概括，LM曲线是对金融部门的概括。这就是说，简化形式的IS-LM分析的特征之一是忽视了工业部门的平衡表和金融部门的收入报表。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IS-LM的信赖由于混淆了名义的实际的调整而崩溃。对名义的与实际的调整的混淆最重要的例子体现在“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关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争论中。第三方面的问题是关于IS-LM“均衡”的“短期”的性质。IS-LM的比较静态的运用所提供的解释表明，它通常明显的代表了不完全调整的情形。然而，这些可能促进不完全调整的假设并没有表达出来。
    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曾经将价格刚性作为区分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依据，这种观点无疑抓住了两者之间某些本质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做法却缺乏说服力，因为《通论》并没有明确要求价格存在刚性。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反映《通论》中的宗旨，西方经济学家转向积极寻找一条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菲利普斯（1958）发现，失业与名义工资变化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因此这种关系很好地反映了周期性非自愿失业，这就从经验研究的角度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提供了支持。经过利普塞、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的努力，菲利普斯曲线很快被引入宏观经济学，并且一度成为总供给曲线的代名词。
    把菲利普斯曲线引入IS—LM模型可以在放弃价格刚性假设的情况下获得《通论》中的基本结论。这种介于总需求不足下的IS—LM模型和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分析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方法。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总供给可以改写成更加一般的形式，P=P(Y),P’>0 (1＇＇)其中P(.)反映了物价与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1＇＇）式与（2＇）式、（3＇）式就构成了一个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模型。与前面总需求不足条件下的IS—LM模型不同的是，由于引入了（1＇＇），这里的价格就变成了内生变量，总需求的变化也就可能对价格水平产生了影响。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综合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新古典综合学派接受以个体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现代经济是一个混合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部门受市场机制调节，因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对解释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仍然起作用；而公共部门的行为受到政府的调节，因而需要由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加以说明。新古典综合学派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之内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一）“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并发了严重的衰退，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同时，失业率上升，这就是著名的“经济滞胀”问题。然而居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所坚持的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
    按照新古典综合派所信奉的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只有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通货膨胀率的数值才会为正，即存在通货膨胀。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通货膨胀率的数值只能是负值，即价格下降，从而不可能存在通货膨胀。因此如果按菲利普斯曲线，那么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并存，这显然违背滞胀的事实。新古典综合派不但不能在理论上说明滞胀现象，而且对解决这一困难也束手无策。根据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处于两难的境地：消除“滞”的政策将导致“胀”的加剧，而降低“胀”会使“滞”更加严重。“滞胀”问题使新古典综合派及其所坚持的凯恩斯主义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严重动摇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居于非统治地位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其他派别，如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和供给学派等，纷纷对新古典综合学派进行挑战并且提出自己有关“滞胀”的见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同时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实现了由传统向“从微观基础出发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这一当代研究范式的转变。

    （二）：理性预期学派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挑战中，虽然货币主义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却未能动摇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基础。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货币主义的追随者:理性预期学派，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新古典综合学派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根本缺陷即缺乏微观基础问题之上给予其以致命的打击。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作为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最基本假设是理性行为假设，然而，凯恩斯主义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违背了这一假设，从而导致凯恩斯主义理论难以成立。首先是不合理的预期，即凯恩斯主义理论模型中的“适应性预期”是非理性的；其次是在许多场合下，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涉及到同一经济当事人行为的不同地方，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假定并不能协调一致；最后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未必是个人的最优目标，一项经济政策是否成功，必须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该政策是否能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
    理性预期学派最有影响的一个模型是卢卡斯的不完全信息模型（1973），该模型不但论证了预期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性，而且它还是传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向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卢卡斯通过其著名的岛屿模型，从典型生产者的微观行为推导出宏观总供给曲线--卢卡斯供给曲线。卢卡斯供给曲线的推导打破了从宏观总量上直接推导的这种研究范式，是转向严格微观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关系的现代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尝试。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虽然卢卡斯的不完全信息模型从一定的微观基础上推导出了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其微观基础是非严格的。虽然信号提取的方法把握住了不完全信息假设的关键，但由于没有为单种产品的价格波动找到适合的微观基础而不得不假设单种产品价格的生成机制，这无疑又破坏了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对内生价格的要求。

    （三）：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与研究范式的转变

    早在六十年代，在理性预期学派抨击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就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主义寻找微观基础，做了研究范式转变的最初尝试。克洛尔（1965年），莱荣霍夫德（1967年）等人认为，由于现实世界缺少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的关键协调人即拍卖者，厂商不得不成为价格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在信息不充分或者存在传递成本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厂商会把价格制定在实现市场出清的水平上。因此，在他们看来，凯恩斯真正的革命对象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他们所代表的理论也就被称为非均衡宏观经济学。
    克洛尔等人的观点被巴罗和格罗斯曼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把这一观点同帕廷金的类似的分析统一起来。巴罗和格罗斯曼强调只有当价格偏离瓦尔拉斯均衡值时才能产生凯恩斯主义的后果。这一分析可以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摸索”机制结合在一起，根据这一机制，任何物品价格偏离均衡时，会作为物品的过度需求或供给的函数而上升或下降。当价格改变时，数量均衡将随之改变。在这一体系中，只有长期的休止点是瓦尔拉斯均衡。而在短期中，体系一般是凯恩斯主义的固定价格均衡。这就似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微观基础。
    非均衡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在凯恩斯主义的范畴内打破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隔阂。遵循《通论》中的有关假设，非均衡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通过数量调节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的微观机制。在这种数量调节机制中，行为人和厂商依然可以根据预算约束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实现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理性的行为人完全可以在这种数量调节机制中做出凯恩斯式的选择。虽然非均衡宏观经济学试图为凯恩斯主义寻找微观基础，确立从一定微观基础出发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非均衡宏观经济学只是让大家更加明确了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意义。由于工资和价格刚性这一微观基础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到了七十年代的中期，非均衡宏观经济学走进了理论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西方宏观经济学当代研究范式的确立
     八十年代初，理性预期学派逐渐被其继承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代替，其不完全信息分析所导致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除了在微观基础上不能进一步明确之外，大多数的经验数据也不支持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数据说明，产出和就业具有惯性，并不是随机的，货币变化是适应产出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产出的原因。与此同时，许多的理性预期的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只是价格或工资刚性的产物，是古典理论的一个特例。出于对“共性”的偏好，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以瓦尔拉斯均衡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经过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郎和普洛瑟等人的努力，经济学家成功地把意外的技术冲击引入了以拉姆齐模型为代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且据此对经济周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较好的解释。由于真实的技术冲击取代了名义冲击，成为生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也就被称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构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在两个重要方面打破了传统，即坚持将完全竞争作为一个保留假设，以及将焦点集中在技术冲击上。而在战后直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技术冲击被归入平滑的常为确定性的趋势，并假设它对波动几年不起作用。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由于经济波动是行为人对于真实冲击做出的理性反应的结果，模型中的竞争均衡解往往就是帕累托最优解，出现衰退不应被认为是一种福利损失，经济稳定政策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确立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在理论研究方面，以拉姆齐模型为代表，以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并且，随机最优规划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就为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分离周期数据和分析包含单位根的时间序列方法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经验研究因而变得更为可信。

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相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了非常坚实的微观基础。因此，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不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重视。不过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在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内得到了复兴，凯恩斯主义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彻底的转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接受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理性预期和行为理性的观点，但却不同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市场连续出清的说法，提出了一系列用以解释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微观理论，这就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由于提出了与宏观理论逻辑一贯的微观基础即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其缓慢调整，凯恩斯主义在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内得到了复兴。新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研究主要致力于考察阻碍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的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其缓慢调整的各种原因以及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各种因素，由此形成了名义刚性理论和真实刚性理论等等。
    费希尔的工资交错调节模型拉开了复兴凯恩斯主义的序幕，该模型认为长期的工资合同可能是导致名义工资刚性的重要原因。与费希尔一样，泰勒也从长期合同的角度研究了工资刚性问题。与费希尔不同的是泰勒规定长期合同中的工资水平必须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因而更适应于处理价格刚性问题。虽然交错调整提供了某些名义刚性存在的依据，但是如果模型的基本假设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交错调节模型就可能陷入与非均衡宏观经济学类似的困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步放弃了交错调整，转而通过价格的调整成本，为名义刚性的存在提供了一系列的解释，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曼昆的菜单成本假说和阿克洛夫与耶伦的近似理性假说。菜单成本这一价格的调整成本导致了名义价格的刚性，近似理性假说显著地增强了即使不存在菜单成本时名义刚性的可能性。真实刚性指行为人或厂商缺乏调整工资或实际价格的激励，如果真实刚性强度很低，名义刚性就不大可能产生。九十年代 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决定真实刚性的强度的因素。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需求弹性构成了讨论的主要角度。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和位置是影响真实刚性的重要因素。为了从边际成本角度加强真实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寻找到了劳动力市场或资本市场不同于古典假设的特征。为了试图从边际收益和需求弹性角度加强真实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将注意力放在了产品市场上面，因此对各种实际不完全的强调就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虽然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样都注重微观基础问题，采用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当代研究范式，但两者在具体研究范式的风格上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微观问题上采用的是纯粹抽象的演绎，给人以不切实际的感觉，但完全竞争的假设使其以动态一般均衡的模型统一微观基础成为可能，因此在其标准研究范式内建立了统一的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则在微观假设上更贴近实际，但其假设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就有些随意，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启示

    （一）、宏观经济学有必要在理论研究上实现与与微观经济学的一体化。在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经历了宏观理论微观基础重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或从微观基础出发重建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又必要在理论研究上实现与与微观经济学的一体化。斯蒂格里茨的看法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开始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裂提出质疑。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进行了新古典综合的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两个领域一度界限分明，但是近来来，这两个子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使西方经济学由一分为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且传统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造成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隔离。七十年代，发达国家“滞胀”问题的出现使经济学家们更多地注意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八十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在拉姆齐模型这一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内由技术冲击生成了较完美的经济周期的努力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当代范式内的复兴进一步证明了微观基础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寻找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努力使得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的一体化成为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经济学家们都倾向于从微观层面的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出发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从而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
    （二）、在统一的研究范式内，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两大流派有实现微观基础互补的必要。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西方经济学已有实现新的综合的可能，这就需要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两大流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统一的研究范式内有实现微观基础的互补。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微观问题上采用的是纯粹抽象的演绎，完全竞争的假设使其以动态一般均衡的模型统一微观基础成为可能。新凯恩斯主义则在微观假设上更贴近实际，但其假设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就有些随意，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由两者在微观基础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两者理论上可以存在互补性。萨缪尔森（1998年）断言：“经过20年的争论，对新旧理论的综合过程已开始启动。”他认为这种综合在宏观经济学中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具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特征而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可以迅速调整以适应经济冲击和预期的变化，这样价格的粘性和弹性则可以通过市场的分割得到统一，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微观基础可以在同一经济中得到调和。近几年，一些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已经引入名义刚性假说，并承认货币变动对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影响。另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在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和IS-LM模型之间找到某些联系，通过吸收IS-LM模型的一些思想，然后用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来取代IS-LM模型，使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因此斯诺登和文预言，如果实际经济的其他重要的特征，如货币因素、价格刚性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融合为一体，将会产生一种“新新古典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