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遇到一些符合卢卡斯批判借用的理性人,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侵犯了特殊阶级的利益.结果是越是换政策,越是难以实行.

历史在经济学当中当然是有用的。

传统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在各个时代的存在意义和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我最近也在考虑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我的观点有3：一、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得以验证的载体。三、经济学又反过来为经济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象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欧洲史）

所以，我的观点是应特别注意历史学的学习，应重塑历史主义的重要地位。

我草草看了一下罗雪尔的讲义，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好乱，关于历史方法只在绪言中有。摘抄如下：

所谓历史的方法，并非只是不管什么，只要可能，就

象编制年表那样，从外表上将材料拼凑成一种连续的序列，恰恰相反，它主

要存在于下述各个基本原理中：

（１）如何才能最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和别人一样，

仍不失为一个主要课题。但这绝非我们的主要目的。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

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支配人类的政治科学。

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了些什么，发现

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

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

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

（２）然而所谓国民并非今天生活着的一个一个人的单纯集合。因此打算

研究国民经济的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观察。况且对过去

各文化阶段的研究，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教师。

对我们来说，对过去各文化阶段的研究，完全具有同观察现代经济关系一样

的重要性，虽然在这个讲义中不能因此而花费同样的时间。

（３）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的这种困难，促使我

们有责任从经济关系上对所能知道的各个国民作相互比较。说实在话，现代

各个国民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如果缺乏对总体的观察，就不可能对个别的

国民作出任何根本性的观察。同时，过去的国民——已经灭亡的国民，它们

的发展过程都已成为一种完结的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以特殊的启示和

教训。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

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Ｐａｒａｌｌｅｌ）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

示。

（４）历史的方法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决不轻易地一律予以颂扬或一律予

以否定，因为对所有国民和一切文化阶段完全有益或完全有害的这种制度差

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幼儿的纤带，老人的拐杖，对普通人是没有用处的。而

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

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的确，有天才的人，虽然他的研究还很有

限，但他将会容易判断在事物存废兴亡和实践上的重要的本质的东西。可是

能有这样的教师仅以真正的天才为对象来编写他的讲义吗？通常，凡能正确认识象实物地租、封建徭役、行会特权、贸易公司的垄断等在何时、如何以

及为何必须废除的人，也就是充分认识到这些制度为什么必然要在各个时代

发生的人。实践这种观点，一般决不能象编写一本通俗易懂的入门书那样容

易，何况这种主张，由于要注意到立法者或行政人员在每个阶段所必须作出

的各种各样的考虑，其具体实践就更为困难了。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对历史学所能提供，并

且必须提供的东西，正有点象组织学和生物化学在今天对生物学所提供的那

样的东西。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可惜期末考试打乱了我的计划，5555。。。）

我想，经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学科的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经济史属于理论经济学（人大经院经济史专业属于经济学大班）。另一种是狭义的经济学，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在国内占据主流），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区分就难以把经济史包括进去了。

历史主义是指方法论，而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是和抽象演绎法相对立的。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我想也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历史方法（估计没人同意，呵呵）。狭义的历史主义，典型的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广义的历史方法还包括了制度方法，比较方法等。这就超出了德国历史学派，还包括了制度学派等。

排斥历史方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稀缺，经济人（最早由斯密提出，斯密深受法国重农学派“自然秩序”哲学观影响，所以有人称斯密为“苏格兰重农主义者”。“自然秩序”哲学观来自启蒙运动唯理主义，但是这一思潮在德国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因为德国有讲究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黑格尔，这就影响了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假设出发，运用“经典力学”的均衡世界观（牛顿的《原理》一书，统治西方思想数百年，勾起了经济学家的物理学崇拜。此书一出版就被接受，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备受争议，甚至达尔文等到晚年才出版。而且这两位还有不同的地方，牛顿称颂上帝是世界的主宰，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明显是反基督的），加之包含了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没有意识形态，我不同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熊彼特最先提出，这可能来自洛克，哲学上可能也受到经典力学“质点”概念的影响，我不是很确定），构筑成“世界主义”（李斯特语，某些场合也叫“流行主义”，换成现在的话叫“主流经济学”。他想建立各个民族的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学national-okonomie）的理论体系。而“世界主义"经济学应用于世界各地，正印证了叔本华说的人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永远徘徊，俄罗斯和拉美就是“世界主义"者砸自己脚的石头！

广义的历史方法，几乎是经济思想史中所有异端经济学采用的方法，如历史学派，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等采用过的方法，这些方法及理论无法被世界主义学说接受。而近二三十年来复兴的演化经济学（在欧洲也叫制度经济学），就是试图将这些异端经济学综合起来，运用进化（evolutionary）而非均衡的世界观，借用生物学（这里的生物学是指代非机械论，而不仅是生物学的，用生物学一词可能是因为最早的演化经济学家，如凡伯仑等，借用这个词）。因此，现代演化经济学就是对流行学说的替代（当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同样顶着异端经济学的帽子。在我国，近二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篡位”成功，也出现了全面西化的趋势，拿来主义的态度，但是“流行主义”真的适应我国吗？还是按照历史主义方法，如历史特定（特殊国情，文化等，如德国历史学派就是以德意志崛起为目标，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目标，而不是康德世界公民的视角，至少现在不是），历史重要（长期计划经济对国民的多重影响），制度主义（文化，经济，政治等相互作用，现在突出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怎么下手，是老制度学派把效率与公平放在一起考虑，还是萨缪尔森的“分离原则”）等？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任务。

通俗一点，或不严格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取”体现了历史方法，因为尊重了历史特定（specificity）；“蝴蝶效应”体现了历史重要（history matters,就像当年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时的institution matters一样）；“世上没有后悔药”体现了时间不可逆。所以历史方法不是经济史，历史方法可以构建经济学。

以上内容都没有展开，忙完高微考试再说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6 0:42:22编辑过]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即承认经济生活是否按照某种足够普遍的原理展开。如果承认这一点，现实感比较强的人就不会去考察历史方法，历史感强的人就会用历史方法佐证普遍逻辑。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只剩下历史方法的经济学，如马克思经济学。

这在生物学中也有，有人只研究分子化学和基因，不研究生物的历史，不过生物学是否象经济学那么好斗就不知道了。

回cluo

经济生活中有没有规律,可能在选择方法时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常特别,一边是德国传统,一边是英国传统.在两边看来,都不受欢迎.一方面,德国传统的历史感给了马克思超越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大视野,另一方面,继承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建立剩余价值理论)又染上"李嘉图恶习".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看成历史方法的经济学.多说一句,马克思没有在有生之年将抽象理论具体化(展开),使得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给人的感觉是脱离现实.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看待同一个世界,同一种现象.

回lili1919669:

本人初学经济,当然是被人考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7 0:20:33编辑过]

似乎从事经济学的人再去研究历史，往往把历史看的很透，研究得也很深

如果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再去研究经济，但走得并不是很远

我是说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史学家，而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很难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史学家。(仅个人想法)

frankog的第一张发贴,就说得不错.举个例子,同是<中国经济思想史>,胡寄窗写的就比赵靖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