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看来是我没说清楚。

一、影响生育的变量太多，楼主的意思其实是经济因素起多大作用，但他选工分作为切入点肯定是不恰当的。我对工分制的了解也不多，不过就我所知，那时还有实物分配，工分制解决的是货币分配，社员可以用这部分收入（也不一定发放现金）解决无法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满足的需求（油盐酱醋及教育）。而且，生育带来的经济预期是远景式的，工分制至多影响一代人，因此，我说这个问题无解。

二、即便“分析生育意愿的合适指标应该是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也不改变无法与先前及以后比较的情况。

三、无论我们如何确定“工分制下会多生小孩”的变量都不可能得到相关的准确数据，两位专业人士肯定知道我国的统计数据存在什么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进行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

“如何来解释六十年代中期乃至70年代持续的高出生率”是另一个问题。

“工分制解决的是货币分配”就不会增加人口了吗？我的父辈们，往往是这样安排工分的，男的精壮劳力，一天10个分工，弱点的8分、7分都可，妇女一般是较强的8分，弱的6分、5分都有，一年总计工分，按工分发货币，这主要根据各生产小队的生产力(主要是粮食生产量)出售的收入定，一般只有300至400元，而生产队卖留下来的粮食(他们往往会先留足本队人够吃的)，则按每家人口多少来分配，所谓“口粮”分配也。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了(当时只有上小学，也不知道以后会用经济分析这现象，呵呵，也是一种事后看来在当时的不确定性吧，或者说当时要预期到这个现象将来会用经济学来分析信息成本太高了)，是不是小孩和大人一个标准分，还是作怎么样的具体细分，请了解者给我们讲讲吧。这种情况下，农村就有更多的生产男孩的激励，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加强。不知道古代“重男轻女”的观念是怎么样形成的，在具体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形成？

谢谢vogabond的指教。我不是“专业人士”，本行是做医生的，所以人口学倒也不太陌生，经济学和历史也都感兴趣。

我基本同意蓝田“公地的悲剧”所表达的意思，但并不主张单独用“工分制”来解释。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的生活资源是按照人头配给的，教育医疗等费用的绝大多数也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的，（设其他条件都不变），这样的体制降低了生孩子的“价格”，从而意愿的生育增加，这是简单的需求法则。

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言之成理的。而实证或许有一些困难，但我认为也并非不可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27 13:40:44编辑过]

张三说得有道理。这里首先要知道当时生产、分配、消费的主要方式和标准(还是要请知情者不吝指教)，要是主要按人头分配，则上述推测是成立的。

你看错了：我的意思是在存在实物分配的情况下，你在考察经济因素的作用时就得兼顾工分和实物分配两个变量。

历史上或生活中可以列为“公地悲剧”的事例太多，“工分制”可能是，但显然论证起来没那么容易

这样就得问楼主的真正兴趣何在了

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分离是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生”和“养”的大部分成本置于公共领域，当然会引起个体行为模式的改变，当然会导致过渡的“消费”，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

“公地的悲剧”是一个理论，中国近半个世纪来人口剧增是事实。理论解释了事实就应该算是成功的理论，尽管在vagabond朋友看来，是过于简略了。

实证的困难在于，“其他变量”太多。一种方法可以是：将与出生意愿有关的若干主要变量与测读出生意愿的指标一起做多元回归分析，制度可以作为一个“虚变量”。

从中国历史来看，经济制度原因导致人口剧增的案例至少有两个：明代万历以后实施一条鞭法，短短数十年，人口从一亿左右剧增到1.5亿；清康雍乾前后“摊丁入亩”，人口从不到两亿增加到四亿。

道理很简单，不收或少收人头税，可以降低生育的“价格”。

假如是一般的谈论，我的感觉也是经济因素肯定会与出生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作为学术论证那个多元回归分析恐怕不那么容易有说服力。即便证明了又如何？显然以你所举的两个例子来进行论证更容易说明经济因素之于生育率的关系。我的理解恐怕是楼主另有目的。否则选这个课题好像容易出现“逆差”。

除了与实行工分制的前后相比（显然那很困难），楼主还得考虑实物分配问题，另一种方法是与城里人相比（在这一时期其实城里人的生育率也居高不下），要就此设计比较标准并建立数学模型，显然也很困难。至于生育的“价格”，变量就更多了，现在我们从经验中知道许多收入中上的人拒绝生育（DINK现象）。事实上现在农村的生育率仍然高于城市。我可以设想是养育成本差异造成的。要我进行论证，我想我的功力太差了，即便我有你的水平，我也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花费那么多的精力，也许我太俗气吧。

我想我们谈的其实是两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