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在增长能力将下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生 王子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目前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短期总需求因素的不确定上。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内通胀仍在高位，地方ZF债务存疑，11月制造业PMI初值又降到32个月最低的48%，这些都引发市场对于中国总需求的担忧。

然而，与总需求面的不确定相比，总供给面的一些中长期因素变化将导致中国潜在增长能力下降，是件相对确定的事情。长期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不仅可能直接拉低增长水平，更将压缩总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引发“滞涨”的两难情形。因此，总供给面因素的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供给面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供给，而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城乡转移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决定因素。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和农村劳动力快速进城。这两个因素导致巨量的廉价劳动力在短时间内被卷入全球市场分工当中，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然而站在2011年这个时点，我们已经清晰的看到，过去二十年支撑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人口红利”与“转移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达到80%，之后一路下降到2010年40%的谷底，即人口中约70%处于劳动年龄。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08年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逐步回升至68%，人口中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60%，与1980年水平相当。但与1980年不同的是，203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将高于少儿，预示着抚养比将持续上升。

劳动力比重下降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据增长分解，过去30年中，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年均贡献总收入增长约2.6个百分点，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年均约贡献7.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劳动力比重增长降到0，这将拉低潜在增长能力至少2.6个百分点，使得潜在增长率从每年9.9%下降到7.3%。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难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损失：因为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3%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水平，其中还包含了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对计划时代过低劳动生产率的回调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比重的下降不仅将带来劳动力数量的直接减少，同时可能引起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过去3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据测算，过去30年中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平均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5倍。因此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拉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约1.88个百分点。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还压低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事实上，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真实工资在1990-2000年期间甚至出现了小幅的下降。
然而这样显著的“转移红利”在未来很难持续。劳动力比重下降使得农村剩余年轻劳动力减少，而这部分劳动力是进城务工的主力：18岁至40岁为打工的黄金年龄；40岁以后的农村劳力，除非家庭困难，否则不愿再背井离乡出门务工。过去20年的高速城市化吸收了大量农村年轻劳力，事实上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因此目前虽然中国城市化率刚过50%，但农村人口中4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正迅速上升。这部分人口将很难作为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因此，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转移红利”也将逐步消失。根据测算，2010到2030年间，“人口红利”与“转移红利”的逐步消失将拉低中国潜在增长率3.3个百分点，从过去30年间9.9%下降到6.6%。

劳动力供给因素的变化带给中国经济巨大的转型压力。只有在劳动力供给（数量上或质量上）迅速增长的阶段，以大量投资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才是可能的。因为劳动投入的增加抵消了投资扩张带来的边际回报下降的倾向，使得中国可以长期保持很高的投资增长率，同时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的下降。

随着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放缓乃至变为负增长，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近年来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持续上升，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根据我们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将是持续而迅速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带来投资回报的下降，从而限制投资的扩张。这一点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总需求刺激政策空间的减小。在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相同力度的总需求扩张刺激将带来更大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和社会稳定将经受更大的考验。
日本的发展经验也佐证了劳动力供给与投资扩张的关系。日本人口抚养比在二战结束初期约为70%，到70年代初已经下降到45%左右。其间日本城市化率从35%上升到70%，1955到1970年间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而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35%。1970年之后日本人口抚养比一直稳定在40%左右，从90年代初开始上升，目前上升到约60%。相应的，日本的经济增速在1970-1990年期间降到年均4%，并在1990年之后进一步下降到2%甚至接近0的水平，投资占GDP比重更是跌落到低于20%的水平。可以说日本“失落的二十年”，除却政策失误之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可忽视。
劳动力供给变化将降低中国潜在增长能力，带来经济结构转型的巨大压力，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本的经验说明，在人口红利丧失的阶段，保持之前的增长速度非常困难。然而同1990年的日本相比，中国尚有潜力可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落后，尤其是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大量农民工仍然处于“年轻时进城打工，中年后回乡成家”的摆动状态。或许做好城市化质量这篇文章，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有可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